我的性格本身就有缺陷，寻找的还永久是缺陷。
——一八四六年八月八日，福楼拜致高莱女士书。
有时你把我看做闹剧的一个倒楣的角色，有时你又把我比做一个买办。说真的，我没有那么高，也没有那么低；你过分俗化我，也过分诗化我。女性向来否认半色（demi-teintes），而且从来不愿意，或者不能够了解复杂的人性！
——一八四六年九月十八日，致高莱女士书。
福楼拜的甥女，高芒维勒（commanville）夫人，在她的《回忆录》里面，供给我们许多可贵的材料与研讨的线索，成为了解她舅父必需的根据。关于福氏的父亲，她告诉我们，《包法利夫人》里面的拉里维耶尔（larivlère）大夫，正是他逼真的撮写。爱玛吞了砒霜，大家束手无策，就在这紧要的时际，
“拉里维耶尔博士来了。
“一尊天神的出现也不会引起更大的惊惶。包法利举起手，贾尼外（canivet）收住步，郝麦（homais）不等大夫进来，就摘下他的希腊小帽。
“他属于毕莎（bichat）实验室出来的外科大学派，学者而兼医生的一代，如今轻易也见不到，发狂地爱护他们的医道，行起医来，有的是热情的，有的是颖悟。他要一生气，全医院都抖擞，学生们恭敬过了分，不等挂起牌子，先模拟一个十足；所以在附近的城邑，你会看见他们，穿着他的羊绒长袍，他的宽大的黑斗蓬，花袖口翻上来，松了开，轻轻盖着他的一双肥手，非常美丽的手，从来不戴手套，好像一下子就要伸进痛苦里面。看不起十字勋章，看不起官衔，看不起学会，又厚道，又慷慨，待遇穷人又慈祥，一举一止全是道德，偏偏又不信道德，原可以叫人看做圣者，可惜他智慧的深致，又叫人怕的和遇了魔鬼一样。他的目光，比他解剖的刀子还要尖利，一直射入灵魂，无论说什么话，害什么羞，也会把一切的诳分解出来。就是这样他生活着，充满了软心肠的尊严，由四十年透明而勤劳的生涯，富裕与伟大的才能获有的一种尊严。”
在福楼拜一姓里面，他的父亲亚世勒·克莱奥法司（achille cléophas），是第一个因为职业关系，迁移在诺曼底（normandie）的首邑鲁昂（rouen）住家。实际产酒著名的香槟（champagne）地方，才是这一姓的故乡。除去福楼拜本人，他的祖先差不多个个行医为业，其中多数从事兽医，有的还兼营马掌匠的生意，临到他父亲，更发扬而光大之。从一八一八年起，充任鲁昂市立医院院长，直到一八四六年去世，他的长兄又蝉联了三十余年。所以圣佩夫（sainte-beuve）批评《包法利夫人》，临尾点定道：
“有名的医生的子弟，福楼拜先生捉笔就和别人操刀一样。解剖家与生理家，处处我重新见到你们！”
福楼拜的父亲克莱奥法司，是一个家境贫寒的子弟，排行第三而且是最小的一个。对于资产阶级，人人必须具有一种独立的职业，所以虽然是一个清苦的兽医，为了来日的糊口，为了门楣的承继，他的父亲，尼考辣司（nicolas），也不得不打发他到巴黎学医。克莱奥法司很用功，不久取得公费生资格，于是不用家里一个钱，他一直读到一八一〇年，完成他的博士论文。看见学生大有青出于蓝的意味，教师杜皮团（dupuytren）借口他的健康需要休息，派他来到鲁昂市立医院，充任院长劳毛尼耶（laumonier）的助手。他得到后者的信任，同时在他的家里，遇见一位寄居的福勒瑞奥（fleuriot）小姐，订了婚。一八一八年一月，劳毛尼耶去世，克莱奥法司升做医院院长。
居斯达夫是他的次子，也是他最小的一个。他指定了长子习医，同时为次子他也安排好了未来——法律。和父亲的希望相反，他不仅想做一个无业的文人，而且私下已然从事于舞文弄墨的练习。他口头顺从父亲的意思，来到巴黎大学；实际没有一个年轻人，像他憎恶法律，憎恶到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地步。这两年巴黎学生的生活，可以说是他一生之中，最气苦，最忍受，而且最不耐烦的时代。他给妹妹写信道：
“你想想，自从我离开你，我没有念一行法文，没有念六行不幸的诗，没有念一个可读的词句。《法制大要》是拉丁文写的，《民法》更不知是什么东西写的，反正不是法文罢了。”
一句话，这不是他所谓的文学。幸而他病了，父亲不再强他远地就学，但是这位老诚长者，绝没有料到他有一个儿子想做文人，而且写着一部小说。这正是一八四三年的《情感教育》——不是一八六九年的《情感教育》，因为福氏写过两部不同的故事，虽然用了一个相同的标题。经过相当的迟疑，他终于一五一十说出他的志愿同他的工作。父亲拉长了脸，无可奈何，向病弱的儿子道：“给我念念你写的东西。”杜刚（du camp）在他的《回忆录》（souvenirs littéraires）里面形容当时的情景道：
“半点钟以后，老福楼拜睡着了，头垂在胸口上。居斯达夫做了个忿忿的表示，向我丢个眼风，继续读下去；然后，忽然停住，他说：‘我相信你听够了？’老福楼拜醒了，开始笑起来。他所说的话，我如今还记得是：‘写是一种消遣，就本身而论，并不坏：这总比上咖啡店或者赌场强多了；但是写费的些什么呀？一管笔，墨水和纸，就足够了；不管是谁，只要有的是闲工夫，都可以像雨果或者像巴尔扎克写出一部小说。文学，诗，究竟有什么用处？从来没有人知道。’——居斯达夫叫了起来：‘大夫，说，你能够给我解释一下，脾有什么用吗？你不知道，我更不知道，然而身体离不开它，犹如人的灵魂离不开诗！’老福楼拜一松肩，不答理，就走了。”
依照杜刚的记载，克莱奥法司对于自己的儿子非常失望，他——一个接近实际生活的医生——不明白一个人仅仅靠着写作，居然会能生活下去。但是他是一个自由思想者，他不强迫，而且福氏奇怪的病症，已经弄了他个愁眉不展，因为谈起病，就到了他的本行，然而他这名扬四海的医士，对着自己儿子的病症，竟然束手无策。
这神秘而奇怪的病症，直到现在，经过若干学者的究诘，依然得不到一个明确的答案。根据杜买尼（dumesnil）的推考，这是一种近似歇斯特里症的脑系病，绝非杜刚所指的羊痫，但是属于何种性质的脑系病，因为证据阙如，直到如今，不能断定。一八五三年九月二日，向高莱女士写信，福氏曾经追叙道：
“昨天黄昏，八点半钟，我们离开主教桥（pont-l'évêque），天黑极了，马的耳朵也看不出来。末一次我走过这里的时候，是同我哥哥，在一八四四年一月，我吆着车，仿佛中了风，跌进车厢里面，足有十分钟，他相信我死了。这差不多是同样的一个晚晌。我认出他给我放血的房舍，对面的树林（而且事物与观念的神妙的谐合），就在这时候，一辆货车从我的右边过去，好像不远的十年前，黄昏九点钟，忽然之间，我觉得卷入一阵火流里面。……”
医治的过程，他自己在当时不久，曾经向他的朋友报告道：
“我的老朋友，现在这个写信的大好人，不用疑问，你险些送了他的殡。是的，老朋友；是的，年轻人；我差点儿拜见了蒲吕同（pluton），腊达芒特（rhadamante）同米奴司（minos）。我如今还在床上，脖子穿了个药捻子，仿佛带了个比国民军长官的颈甲还要硬的颈甲，另外丸药哪，汤药哪，加上什么鬼招子所谓养病哪，人世上一切的病症，也没有养病一千倍的难受。亲爱的朋友，你知道，我得了脑充血症，就是小号的中风，伴着的还有神经疼痛，仿佛不是坏事，我如今还舍不得丢开。我险些叫我家人弄了个碰儿碎。他们一下子放了我三次血，我终于睁开了眼睛。我父亲想在这儿留我留好久，用心照料我，其实我满不把病放在心上，因为我不知道什么叫做搅乱。我在一种妙境；只要一点儿感觉，我的神经，仿佛梵亚铃的弦，全颤索起来，我的膝盖，我的肩膀，连我的肚子都颤动的跟个叶子一样。总之，这是人生（sie est vita, such is life）。”
其后给高莱女士写信，他形容病症的征象道：
“甚至于我不能开口说话的时候，我心里总清清楚楚。”
正是这样一个荒诞不经的病症，光临在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身上。父亲，整个是忧伤的亲情，职业的疚心，才力的无能。在最绝望的时际，他挖好了坟穴，准备病者的后事。但是病者活了下来，两年以后，克莱奥法司自己反而去世。杜刚记载道：
“这是一个普遍的殡丧，鲁昂市立医院的老外科医长埋径纪念坟园的日子，全城休业，仿佛遭逢了一个公共的灾难。”
活着的时候，他在诺曼底置了些产业，为子女立下永久的根基。福氏自己很少提起香槟的老家，不过他的甥女告诉我们，每逢两年，这一家子总要去老家劳让（nogent-sur-seine）探一回故亲旧谊。对于小孩子们，这是一趟了不起的旅行，坐着驿车，赶早儿动身，犹如旧日的太平时节。这留下了不少赏心娱目的印象。其后福氏用来写成《情感教育》里毛诺的故乡。在福氏的函札里面，我们常常看见香槟的父族来到诺曼底走亲，一住就住好些日子。
然而福氏自己，生长于诺曼底，更欢喜随着母亲，说是诺曼底人。他形容自己道：
“我是一个蛮子，我有他筋骨的颟顸、有力的慵懒、绿眼睛、高身量；然而我也有他的激越、执拗脾气。诺曼底人也吧，我们血里全有点儿苹果酒；这是一种发了酵的酸酒，有时一攻，就把塞子顶出来。”
虽说死去了若干年，福氏依然承受着父亲的庇护，从法庭争出他的名誉，从贫困免除他的献身，然而精神方面，更投合他浪漫的脾胃的，却是他母亲的家世。贵族也好，异种也好，只要他不是一个纯粹资产阶级的出身。关于贵族的口实，他的甥女曾经记载其中前后的因缘道：
“一七九四年，加罗林·福勒瑞奥（caroline fleuriot）生于卡瓦道（cavados）地方的主教桥。她的母亲属于南诺曼底的大家。莎尔劳蒂·高尔达伊（charlotte corday）在信里曾经说道，外面盛传克瓦马尔（charlotte cambremer de croixmare）小姐下嫁了一个无声望的医生，姓什么福勒瑞奥。”
同时福氏的外曾祖父，在大革命开始的时际，连结法国西部的贵族和牧师，起兵恢复王室。关于异种的口实，也就是他失败之后，流亡美洲，娶了一个红种妇人。其实克瓦马尔，经过学者的考订，并不是什么名门巨阀，至于勤兵王室的外曾祖父，便是福氏自己，一八六八年六月，同乔治·桑写信谈起，不敢置信，也不过分引以为荣：
“我并不因之高傲；我的外祖父，激烈的共和党人，因为政见不同，向人隐瞒他的祖先，自然是尚在有无之间。”
他所最为心向的，却是传说的后半，自己承有野蛮民族的血液。一八六一年十月，向桑斗夫人写信，他叙述他缅怀旅行道：
“我一到大空气里，一个不识的国度，我的红人的血（你知道，我的前代有一个纳柴人〔natchez〕，或者伊罗克人〔iroquois〕）就沸腾上来。”
实际真正一值福氏傅会的，倒是他外祖父的婚姻，虽然同样属于传说，究竟是一段热情的故事。他的甥女继续演述道：
“三十岁的时候，克瓦马尔小姐重新叫人关在女道院里。但是，障碍终于克服了，逾过女道院的墙，完成了姻缘。一年以后，生了个女儿，孩子生下来，母亲却去了世。”
这小女孩子的父亲，福氏的外祖父，也是一个医生。十年以后，她又失掉她郁郁寡欢的父亲，辗转寄养在亲友家里。从这样一个风凄雨凉的境遇，一个人很易于养成孤特的性格。她是良善而且正直，大方而且彬彬，同时非常淡于交际。便是长子家里，没有正式邀请，她也不肯贸然前去。福氏曾经讲起她一段事迹道：
“记得差不多十年前，正赶着一个假期；我们全在哈福（havre）。我父亲听说他十七岁时候认识的一位女子，和她的儿子（当时在本城演戏，如今我相信还在吉穆纳司）住在一起，想去看她。这位女子，在本乡著名的美貌，曾经做过他的情妇。他不和多数资产者一样；他不掩藏：他的人格高尚得多。于是他拜访她去了。我母亲同我们三个孩子，站在外面街心等他；他进去足有一个钟头。你以为我母亲嫉妒，因而感到些微不快吗？没有的事；然而她爱他，一个女人能够怎么样爱一个男子，她也怎么样爱他，而且不限于他们年轻的时候，一直到最后一天，经过三十五年的结合，她还照样爱他。”
自从她丈夫去世，接连两个月以后，又遭遇爱女夭逝，她精神上痛苦到了极度，同时她必须抚养呱呱而啼的外孙女，杞忧福氏的大病复发。她离开久居的市立医院，来到鲁昂西郊的克瓦塞（croisset），住在她的沿着塞纳河的房子里，守着她的次子，相依到老。福氏一生没有离开他忧患余年的母亲，就在上封信的前半，他向他的情妇解释道：
“如果我不能如你所欲地来到巴黎，原因是我必须留在这里。我母亲需要我；她经不起我的最短的分别。”
但是这自命文艺女神的热情少妇，丝毫不顾她乡间情夫的困难。高莱女士不仅希望他不时出外会晤，而且进一步，要求拜见他寡居的慈母。她以为这会引起老太太的好感。她错了，福氏指示她道：
“讨她欢喜，极其困难；我不知道她具有一种什么样的沉着、冰冷与天真，但是窘人却是真的。她不爱说话，她更看不上眼纲常。整个是道德的气质，她却坦然宣告，她不知道什么叫做道德，而且从未为道德做过一次牺牲。”
从这样父母的结合，我们可以体会福氏性格的根源。他的甥女曾经为我们分析道：
“由他的父亲，他接受他实验主义的倾向，事物慎密的观察，因而必需无限的时间，用来了解最小的细节，以及认识一切的嗜好，使其于艺术家之外，更成为学者。他的母亲给他留下易于感受的心性，同这种几乎女性的温情，洋溢于他伟大的胸臆，有时对着一个婴儿，他眼睛也会湿润起来。”
在另一段，她总述道：“父亲是香槟人，母亲是诺曼底人，居斯达夫·福楼拜呈有这两种民族的个别的征记，特别在他的性情上，一时非常之有说有笑，一时困于北方人的广泛的忧郁。”
然而这种忧郁完全归罪遗传，仅是一面的看法。说到遗传，福氏非常赞同，曾经说道：
“好些事物会自为说明的，如果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真正的世系。因为人的组成的原素，究竟有限，其同样的组合本该再现。所以遗传是一种正确的原理，不过错被人们应用罢了。”
应用错误，结论不问可知：
“和这字眼儿类似的，还有好些。人各持其一端，终于不相了解。心理的科学，如果没有准确的名类，如果依然用同一字句标志最繁复的观念，会永久停留于其瘗埋的所在，这就是说，黑暗与愚騃之中。门类分不清，只好再见吧，结论！”
福氏的忧郁，或者说的更深切些，福氏的悲观，好比表里相成，是遗传与环境共同的产物，而环境格外明显，易于令人一目了然，同时大地仿佛哲学的根据，房子便在上面打基。遗传如果是铁筋，环境攫有其他的一切。
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向费斗（feydeau）写信，福氏讶异于自己医学的趋向道：
“一件怪事，我如此为医学的研究吸引。我总想解剖。我要小上十岁，我会来的。”
他忘掉他代代行医的家世和一切主使他的环境。一八二一年十二月十三日，福楼拜生于鲁昂市立医院的一所偏院。这在大门的左侧，座南向北，贴住正楼，仿佛后者的附庸。从前另辟了一个小门，直通大街——一条叫做勒喀（lecat）的大街。一座两层小楼，住着院长的全家，孩子分派在最高的一层。从外面的窗口，“穿过一棵大豆球花树”，“绿的晨光”由花园射进屋里；站在向内的窗口，孩子们正好望着全部的院落。两排修剪的榆树，“在它们的绿荫之下，遇见有阳光的日子，病人就出来坐在石凳上；不时有看护妇的大帽子的白翅膀，很快地穿过院子，随而是些希有的访客，病人的亲戚或者住院生的朋友，然而绝没有一点喧杂，绝没有一点意外。这忧郁而严肃的环境，对于福楼拜，不是没有影响的。”
直到晚年，他忘记不下儿时的情景，一时他说：
“来在我童年的花园前面，我生育的居宅前面，我的眼睛湿润了，泪水止不住淌下来。”
一时他说：“来在我生长的宅园的角落，我忍住呜咽，走了进去。”
对于深厚而易于感染的性情，一次印了上去，再也洗不下来。耳目的濡染促成早熟的机缘。看着人世的忧苦，便是一个无知无识的小孩子，也不得不流于沉思默想，充满无名的悲哀。就在游戏的时节，毫不经心，庄严的色相立即笼有孩提轻快的情调。福楼拜自己追叙道：
“市立医院的解剖学教室正对着我们的花园。有几多次，同我妹妹，我们爬上花架子，悬在葡萄的枝叶当中，好奇地望着罗列的尸身！阳光射在上面；同一的苍蝇，翱翔在花上，在我们的头上，落到那边，飞回来，又嗡嗡地响着！一连两夜看着她，这可怜的亲爱的美丽的女孩子，我怎样想着这一切！我如今还看见我父亲，停住他的分解，仰起头，吩咐我们走开……”
这种种疾病死亡的印象，嵌上一个神经质的底子，渐渐浸蚀掉人生所有光明的根芽，为自我形成若干想象上的幻影。白日见到的奇形怪状，夜里会重现于无凭的梦乡，变成驰骋的魔魇：
“这是些可怖的幻象，怕的会让人疯狂起来。”
然而习惯于它们的存在，这里另外生出一种沾着的喜悦。他从患难的人生，认识而且解释一切的现实。在福氏早年的作品里面，我们往往遇见过分真实的惊人的叙述：
“尸首是光的，躺在床上，从他的伤口依然泌出血来；脸是可怕地皱缩着，眼睛睁开了，转向加尔细亚（garcia）那面；尸首的无光而郁暗的视线逼下来，他的牙也响了起来；嘴半张着，好些大肉蝇子，嗡嗡地，一直落在他的牙上；颊上的血凝结住，有五六个蝇子胶在里面也飞不开；同时皮肤灰白，指甲惨白，臂与膝盖也有伤口。”
这种逼真的惨酷的描写，我们绝想不到出于一个十五岁学童的手笔。两年以后，我们会看到他，在另一篇文章里面，叙述从坟墓掘出的一个腐尸道：
“于是我们看见死者，在他可怕的恐怖之中的死者。但是一层厚雾立即上升，好些时候阻住我们往清楚看：他的肚子啮烂了，胸和臀是一层无光的白色；往近里走，马上看出这种白色是无数的蛆虫，贪切地啮着。
“我们受不了这种情景，一个年轻人晕倒了。
“掘坟的却不迟疑；他用双臂捧起这堆腐肉，捧向不远几步的车上。因为走的快，左臂掉在地上；他用力重新举起它来，抗到背上，然后他回来填平坟穴。于是他发现他遗下点儿东西，就是头。他揪住头发，一把提了起来。无光的眼睛半掩着，胶着的冰冷的面孔，颧骨可以看见，而且蝇子吞咽着眼睛，看起来真是丑不可言。”
从这种酣畅淋漓的描写，一个人很容易转向悲观或者虚无的倾向。这是一种纯粹的唯物的看法。他会继续发问：
“这位大人物如今那里去了？那里是他的光荣，他的道德，他的名姓？”
这不是偶然，不是一个小孩子的无意识的执拗。好在福氏没有因之流于感伤，因为感伤，其实是人给自己设下的一种情绪的障眼法，福氏科学的精神，却戳破这层表皮而深入于悲观主义的极境：哲学的大无畏。一八五七年五月三十日，向尚特比（chantepie）女士写信，他谈起他的儿时道：
“我生在一家医院（鲁昂医院——我父亲是这里的外科主任；他在医学界曾经留下显赫的名声），而成长于人类所有的忧患之中——也就是一墙之隔罢了。还是小孩子，我就在解剖室里玩耍。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的样子是又忧苦又狂妄。我一点不爱生命，我也一点不怕死亡。绝对的虚无的假说也丝毫引不起我的畏惧。任何时候，我可以安然投入漆黑的巨壑。”
但是这种影响，如果仅仅止于一种消极的效果，我们的兴趣也许不见其这样浓郁。高莱女士责怪福氏冷淡，说他具有“病的人格”；其实撇开了人，专就作家而论，我们宁可奉赠福氏一个医生的人格。好比一个医生，他藏起自己的情感生活，纯粹运用理智，追求一种不偏不倚的正确现象，做他下药的根据。一八五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向高莱女士写信，福氏批评拉马丁（lamartine）的小说道：
“这需要拉马丁所没有的一种人格的独立，人生的医学的眼光、真理的观览，总之，这是唯一抵于情绪伟大的效果的方法。”
这就是说，要想抵于情绪伟大的效果，作者先应抛开一己的关联，或者切身的情绪。了解医生的第三者人格（不是没有情绪，是倒咽下去，而从他投药的有效上，见出他情绪的深沉），我们方才体会福氏的态度、匠心和方法。
但是福氏真正的学徒期间，却是病魔缠绵的年月。我们晓得他奇怪的脑系病，费尽父兄的心机，终于出人意外，渐渐自告痊愈。随着这场病，结束了——如果不是完全，至少部分地结束了福氏的青春。一八五七年三月三十日，因为尚特比女士的垂询，他报告自己向日的生活道：
“你所感受的，我全亲身尝过。和你一样，我也用心摈拒爱情，幸福……为什么？我不知道。或许由于骄傲——或者由于害怕？和你一样。我也爱了个足，在静默之中——然后二十一岁的时候，睡不着，脾气坏，加以一串的忧患和烦躁，我得了一种脑系病，几乎死掉。这场病延迟了两年。（一切女圣戴莱丝〔thérèse〕，郝夫曼〔hoffmann〕与爱伦·坡〔poe〕特有的现象，我全感到，我全见到，我十分了解幻觉者。）然而我铜人一样地好了出来，同时生命里一大堆的事物，从前我连碰都没有碰过，立即富有经验。其实我有时也在生命里搅一搅，不过只是一阵狂劲儿，一阵不要命劲儿——很快我就重新返回我真实的性格，思维的性格。阻止我荒唐的，不是道德，倒是反嘲。丑事就够我恶心的了，罪恶的可怜的蠢像还要十足。”
他从这场病，感悟出若干非常的事理。一八五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给高莱女士写信，他叙述他所受的影响道：
“我老了，如今牙掉了，头发眼看也要脱落。管它呐！只要脑袋在，这是要紧的。虚无如何侵入而占有我们！才一落地，腐烂就上了你的身子；终局人生不过是它与我们的一场永战，而且越来越占优势，直到临了死亡。在这里，它高高地统治着。只有两三年（大约从十七到十九岁）我算完全是我的。我是辉煌的，我如今可以这样说，而且足能吸引全剧场的眼光，例如鲁昂第一次开演《吕布拉司》（ruy blas），我就是这样子。然而从此以后，我却非常退化。有些早晨，我自己怕起自己来，看着自己那么多的皱纹，样子那么疲苶。啊！可怜的女神，你应该来在那个时代。然而这样一种爱情，会让我发疯，而且更坏的是，骄傲得不像人子。如果我内心还蓄有一个温热的炉火，只因为我久已闭拢我的口，不冒热气。所有我没有用过的，如今还能用。心算留了下来，足够育养我一切的著作。不，我无所憾于我的青春。从前我极其无聊！我梦想自杀！我吞咽一切可能的忧郁。我的脑系病很帮了我的忙，将这一切转驱于物质的成分，给我留下一个更冷静的头脑，而且使我认识若干奇异的心理现象，从来没有人敢说有怎么回事，或者从来就没有人感到过。……”
真正的医生，仍然属于自己，因为也唯有自己，具有这种内在的变动，唯有自己，经验这种非常的情态。为了明白其中所以然，福氏阅尽他父亲的藏书，希望寻找一个对症的答案。他没有寻到答案，但是他发现了若干荒谬的、抽象的理论。所以他事后追忆道：
“我非常怀疑医学，然而非常相信卫生。”
表面上，福氏恢复正常的健康，其实仿佛海底暗潮，只要天时一有恶劣的变迁，他的旧病就抛掉貌似的平静。一八六九年，他的挚友布耶去世，紧接着是普法之战、第三次革命、他的老母物化、他甥女的家庭濒于破产，生活的窘迫，差不多没有一件事不让他难受、愁苦、忿怒。虽然其势不振，但是脑系病重新光临，无时不增加他的谨慎，友朋的杞忧。一八七五年四月，他从巴黎给翟乃蒂（genettes）夫人写信道：
“我，我越来越不好。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也没有人知道，脑系病这个名词，同时表现一种复杂的现象的综合，同时表现大夫先生们的愚昧。他们劝我休息，然而休息做什么用？娱乐、避免寂寞、等等，一堆不实用的东西。我只相信一道方贴：时间！而且老想着自己，我也觉得无聊。如果在克瓦塞住一个月，我依然不高兴，我会用查理十二的方贴，在床上躺它个半年。”
杜刚宣布了他朋友的隐秘，最后贬抑道：
“福楼拜是一个希有才分的作家；如果他不是得了神经病，说不定他是一个天才者。”
然而从福氏自己，我们获有相反的见解，就是这场病，无所谓得，无所谓失，对于福氏，和一切生存的过程一样，这只是人生的一部分，有害，也许有利——增深他的经验，助成整个福氏的发展。一八七一年十月六日，向翟乃蒂夫人写信，他叙述道：
“……然而我自己，因为脑系病，却得到不少的经验。一切的疗治，不过加深病况而已。在这些事情上，我还没有遇见一个有才智的医生。不！一个也没有；聊足自慰！一个人必须科学地观察自我，进而实验什么是相宜的。”
这些自我观察的结果，和他独有的体验，他想利用写成一本叫做《螺旋》（la spirale）的小说。一个居留在非洲的画家，染上哈息实（hachisch，类似鸦片的东西）的习惯。借着烟草的刺激，他构成种种幻境，渐渐唯心所欲，能够自动地解脱现实的拘束，生活于缥缈的楼阁。他的一生变成了一个长而且美的幻梦。他越感到生存的痛苦，他越做出非非的梦境。朋友卖掉他、情人弃绝他，同时她嫁了个坏人，他还得保护她，育养她的婴儿。然而在他的幻觉里面，一切化人他所喜爱的东方，他的情敌变做一个苏丹，他自己，贵为驸马，佐理全国军政。终于联络叛党，完成他的野心。就在内在的生活飞黄腾达的时候，人家把他锁在一家疯人院里。
福氏拟了一个纲要，却没有写出它来。前面我们引用一八五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福氏写给高莱女士的信札，在这里面，他隐约透出一点消息：
“……若干奇异的心理现象，后来没有人敢说是怎么回事，或者从来就没有感到过。将来有一天，我会在一本书里（我同你说过的那本形而上的鬼怪小说），用来替我洗雪的。然而卫生地讲来，这个主旨让我害怕，所以必须等到我离远了这些印象，才好滑稽地、理想地写出它们，那时对我、对作品，也就不会再有什么危险。”
如果我们不是知道福氏有一部《螺旋》要写，我们会立时联想到他的《圣安东的诱惑》，这里面，作者已经天衣无缝，化现实与梦境于美丽的进行。所不同的，圣安东做了个可怕的恶梦，画家却置身于理想的国度。我们不晓得福氏何以抛弃他的计划，说不定因为在《圣安东的诱惑》里面，他已然利用他幻觉的感受，不打算重复：
“我希望，我绝不是一个疯子，也绝不是一个萨德（sade），我的意志是划子，在疯狂与物质的海里，我早已航行了一周，测探了一个详尽。然而二者也尽够我苦的。我的脑系病仿佛那些理智的小玩意的泡沫，每一打击都像神经要流出来。好像脑内的图画官能遗精，十万意象在一起跳动，和烟花一样。就像有人从身子活活抓出灵魂（好几次我自以为死去）。然而组成人格的理智成分，却一直活动到底；不是它，痛苦也许没有，因为我左不过是个被动。甚至于我不能开口说话的时候，我心里总清清楚楚，那时灵魂整个蜷成一团，和刺猬一样，用自己的尖刺和自己过意不去。”
然而福氏有的是坚强的意志，帮助他从忍耐来了解——如果不能拯救——他已成的病象。他的挣扎和他永久清醒的自觉，在这一方面，值得任何人的惊叹：
“你问我怎样医好我旧日的神经性的幻觉？两种方法：一，科学地研究幻觉，想法让我了解，同时二，意志力。我不时觉得我要疯狂。在我可怜的脑内，这是种种观念的漩涡，好像我的自觉，我的我，在暴风雨之下，船似的沉下去。然而我攀住我的理智。无论受到怎样的包围和攻打，它主有一切。有时凭借想象，我想法虚兜出来这可怕的痛苦。我和疯狂游戏，犹如米屯达蒂（mithridate）和毒药游戏。一种绝高的骄傲维系住我，于是搂紧病，我终于克服了它。”
这种同样的意志，或者忍耐，或者骄傲，重现于福氏创作的期间。这成为他一生最高的道德，如若我们接受意志也是一种道德。他推许自己的《包法利夫人》，以为：
“无论多么坏，总将是属于坚韧的意志的一本著作，只要一次写完、改正，从头到尾看过，我相信这会呈有一副高傲而古典主义的容貌，这会是佩尔斯（perse）所说的那类书，希望人咬指甲，一直咬到血出为止。如果没有别的优点，至少忍耐是一个。毕风（buffon）的话是渎神的，然而到了天才缺乏的时候，在某种限制之下，意志却顶替了它。”
我们不愿和他的朋友杜刚一样，说他的疾病妨害他的天才；但是他的意志能够克服他的困难，这至少是性格强烈的成功者的表示。
他不仅有一个持久的意志，而且外表上，更有一个巨灵似的雄壮的躯干。杜刚把他比做年轻的高卢队长；晚年法郎士（anatole france）拜访他，把他看做斯坎狄纳维亚的老头目。他儿时的女友，泰南蒂（tenant）夫人，说他活像一个少壮的希腊人。他自己却形容自己道：
“我如今三十五岁，身高五尺八寸，我有一双挑扁担的肩膀。”
但是紧接着他就翻案道：
“一种小情妇的神经质的激怒。我是独身，而且孤寂。”
你绝想不到这样一个健康的体格，却含有一种不甘罢休的沉疴，而且经不起一点点外界的刺激，立即叶子一样地颤抖，小孩子一样地暴跳。一八四七年，和高莱女士写信，他解释自己道：
“我是既弱且脆，不强壮，也不清心寡欲；一点点动静都骚扰我。”
尤其心思集中的时候，有时冷不防吃一惊，仿佛一剑戮透他的灵魂。在另一封信里，他巧譬妙喻道：
“放心吧，我的健康再好不过。凡是来自我的本身的，绝不会有害于我。而伤我的、烦我的、劳我的，全是外在的成分。在最严酷的寂寞之中，我可以一连工作十年，也不会招上一点头痛；然而一声唧喳门响、资产者的面孔、可笑的提议……都会叫我心跳，扰乱我个不宁。我仿佛阿尔帕斯山的湖沼，为谷里微风吹动；然而山顶的大风，赶走上下的雾气，再也弄不皱它的水面。再说，能叫你欢喜，还能有害吗？持久如一的事业，全变成一种近似物质的作用，一种拢有全份个体的生存的方式。别怕夸张，过度一点不会害事。”
在福氏的性格上，好些特别的地方，反而成为一种习而不觉的矛盾。在这赤子的热怀里，是全部情绪的汹涌，一下子奔流过去，或者一下子奔流回来，是整个生命的期许，全部灵魂的撼动。一切形成凿枘的参差。他赋有外形的美丽，同时具有永生的疾病；他生有魁梧的身体，同时里面布满了柔脆的神经。他从来一心相与；唯其一心相与，他容易受伤，也容易兴奋。他可以因为一粒微屑，怨天谩地；或者一声呼喊，欢天喜地。在他的爱憎上，他分不清大小轻重，甚至于轻重倒置；或者一言不发，或者滔滔不绝，是即是，非即非，绝无所谓唯唯诺诺。法郎士曾经就这一点阐述道：
“福氏是个大好人。他有绝大的热忱和同情。这就是为什么，他总在愤怒。他和一切作战，因为不断地有侮辱要报复。他最敬重堂吉诃德，他自己正和他一样。如果堂吉诃德有所少爱于公理，有所少感于美丽，有所少怜于弱者，他也不会打坏了毕司嘉驴夫的头，也不会扰散了无辜的羊群。两个人全有好心肠。而且两个人憧憬人生，全带着一种英雄的骄傲，讽笑也许容易，可是你去比一比，就知道自己不成了。”
我们可以从福氏的信札，发现许多类似的例证，而且完全适合西班牙武士的口吻：
“日出而起，日入而息，遇泉而饮，这样一个自然人，我正离这很远哪。我需要一个人为的生存，诸凡特殊的环境。这不是一种精神的罪恶，而是一种人的自然的结构。问题在知道，所谓人为的，是否别是一种自然。反常和规则一样地合法。”
但是堂吉诃德只走一个极端，福氏却走两个极端。或者许身理想，或者嘲骂现世，千万不要折衷，和资产者一样，凡事求个平庸。
“我爱人间两种东西：第一，物，物的本身，肉；其次，高而希有的热情。这就是为什么，我欢喜隐居生涯，我也欢喜玩世不恭。然而我憎恨取悦妇人（galantrie）。真个的，没有它，人也活的了！这种臀与心的永久的揉混，唯有令人欲呕。”
和资产者一样，他未尝不明白趋于极端的流弊：
“一切我的极端的情绪，全有个锐利的尖端，伤别人，有时也伤我自己。”
然而这里一点希望也没有，谁叫他：
“我是一个凡事极端的人。对于别人合理的，我看来也许不幸。难道你不相信我也想你，我也时常怨恨离别太久？然而我告诉你，三天的身体的移动，会让我失去十五天，因为再要静下来，我得费老大的气力。……”
这也正是他和堂吉诃德一个表面的区别。后者梦想武士精神的复活，福氏舍身于艺术的理想，生活于各自单纯的观念的实现。所不同的是，堂吉诃德马上立功，仿佛一个机器人，上满了弦，永久舞动他的长矛，而福氏厌憎一切物质的活动。他不欢喜散步，住在克瓦塞，紧贴房后的小山，他一生爬不过两三次。这成为他一种人生哲学：
“我自来极其厌恶动作。我觉得这属于生存的兽之一面（谁没有感觉到他身体的疲倦！肤肉如何地沉重！）。然而必须动作的时候，或者到我高兴的时候，我会动作一个脆、快、好。”
这里富有东方宗教的情绪。然而实际的险巇，更是他自己神经质的性情：
“顶小的声响，重复于我的心境，变成持久的回声，好半天才死的去。我越向前，这种病态也越发展。”
结局是：
“在我的精神与身体的动作之中，我和骆驼们一样，让它们走也费劲，让它们停也费劲；于我相宜的，或者是继续动作，或者是继续休息。”
有时他未尝不想做一个热带的懒人：
“我讨厌穿衣裳、脱衣裳、吃饭等等。如果不怕哈息实，我倒愿意装满一肚子，不用再吃面包，如果我有三十年活，我就这么过下去；朝天一躺，和傻子一样地不动。”
对于福氏，这富有抵抗的意义。如果艺术是他对付现实的积极的成绩，慵懒正是一种消极的表现。然而福氏是一个乡下人，一个一次只能做一件事，而且做好一件事的单纯之士，理论尽管超逸、狂放、不切实际，他绝不用来妨害他既定的工作，虽然理论上，工作也是一种惩罚：
“这有点儿屈尊：工作降低人的身份。糊涂人还以为这是他的光荣；然而对于我，这也只是神天诅咒的征记、一种堕落的标志。”
然而他自己无日无夜地工作，而且无时不在鼓励别人工作。说他是乡下人，其实他有的是城市人特殊的敏锐，禁不起一点点身体的痛苦，因为这里实际的感觉，铁面无私，证实我们卑微的生存，点醒我们枉费心力的迷梦：
“人世没有坏过肤肉痛苦的。我之为人，与其说是由于死，不如说是由于痛苦，所以蒙田（montaigne）说的好，‘放在牛皮底下躲一躲’。痛苦的坏处是，叫我们过分感到人生。它将我们扔还我们，仿佛永不离身的一种诅咒。这未免屈辱，对于以骄傲自持的人们，也够要命的。”
那么这种痛苦，如佛教徒所云，可以避免，而且应理避免吗？福氏，犹如一切的欧西人士，告诉我们一个相反的途径：
“有些人不受苦，没有神经的人们。快乐的人们！然而有多少事，他们被剥夺了去！奇怪的是，人生的阶段你越上得高，神经官能也越增长，这就是说，受苦的官能。受苦和思维难道是一件东西吗？天才或许只是痛苦的一种炼制，这就是说，经过我们灵魂的一种更完全而强烈的对象的深入。莫里哀感觉自己含有人类一切愚蠢的言行，他才忧郁。好些狄阿夫瓦吕斯（diafoirus）和达尔杜弗（tartufes）从眼睛进了他的脑子，所以他难受。例如外若赖塞（véronèse）的灵魂，不总浸在颜色里，仿佛一段布匹，不时泡在染坊的沸水锅里？对于他，一切全是色调的放大，将他的眼睛诱出头外。米开朗吉罗说，石头一见他就抖擞。确实的倒是，他自己一见石头就抖擞。对于这位先生，就是山也有灵魂。他们有一个契合的生性；这仿佛两种近似的原子的吸引。”
所以艺术家避免痛苦只是一种损失，而且怎样避免呢？我们有一个沉重的肉身，不像莎士比亚的小精灵（ariel），不具形体，游戏于不相为谋的人间。不幸人人相同，逃不脱物质的条例。这正是福氏一切痛苦的自觉的根源。自觉，因为这种痛苦不属于纯粹的物质；同时物质——人的肤肉——本身，在自然的创造之中，又不能自成一体，别无所求。于是灵魂——一个精神的成分——出而合作。它想来做帝王，不料反而被臣民羁绊住。这两个绝对背道而驰的境界，如今却套在一起行动，只要一点点嫌隙，势必马仰车翻，永生于一种不谐和的挣扎，幸而艺术家勿需乎这种徒劳而无益的灵肉的协调——一种资产者的平衡。我们尽可以听其自然，因为一切混合，只是反乎自然的作伪。或者纯粹的物质，或者纯粹的灵魂，此外多是自欺欺人：
“身体的满足与头脑的满足一点没有共同的地方。如果它们凑巧遇在一起，就听之好了。然而不要想法联起它们来，因为这就成功人为的了。这种幸福的观念，正是人类一切不幸的几乎无二的原因。”
趋于极端的福氏，会离开传统的希腊观念，来和佛教思想切近：
“呵！是的，一张美丽的脸、一匹美丽的布幅、一方美丽的白大理石，全美的很；金子的光辉、绸子的印花、迎风摇曳的树枝、啃草的庞大的公牛、翱翔的小鸟，全美的很……就是人丑。”
福氏并不像东方人那样无可无不可地达观，然而在他的愤怒的情绪之下，讽刺的语调之中，他会同样大澈大悟：
“昨天我的面疮施了点儿小手术。好像我们生前死后的一切腐朽还不够，活着的时候，我们还来个败坏和溃烂，一个接一个，一个替一个，一个追一个。今天掉一个牙，明天掉一根头发，开了个伤口，长了个烂疮，一时贴剂起泡的膏药，一时穿上根药捻子。再加上什么脚膙子，身上的狐臭气，不同味的各种排泄，而人身者也，就蔚成了一幅惊人的图画。不道我们爱这一切，不道我们依旧爱自己，举个例，就算我吧，镜子里看见自己，居然会大笑出口。”
维持这样一个破落户的皮囊，福氏有时感到非常的腻烦：
“人是一件可怜的机器。而我这具机器极其令我厌倦。有些季节，你分外厌倦，和饭后想呕一样。而且人生又何莫非一个继续的消化不良？”
但是物质并不因之失去它的重要。我们不能离开物质生存，如果灵魂不能全然驾驭物质，物质却有力量影响灵魂：
“我们不过靠着事物的外在生存；所以必须保重。至于我，我敢说物质（身体）比气质（道德）重要。再没有比掉一个牙让我感到幻灭了，而唧喳的门响比起谈话更加让我烦躁，也就是为了这个，只要一点声音不谐和，一点文法的错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的句子也失去它的效果。”
从这种唯物的看法，一个主要的结论是：人不自由。我没有自由选择：
“我荷着我的红脸，和我的五尺八寸的罪孽。”
我不满意，但是我逃不脱，任凭谁也逃不脱这种与生以具的拘束。在《一个疯子的日记》里面，福氏非笑这种妄想道：
“你，自由！一落地，你就承有一切父母的疾苦；一生下，你就收到所有罪恶的种子，甚至于你的愚蠢、你评判自己、人生与环境的标准。”
我们唯有逆来顺受，既然转不出自然顺序的圈子。对于一切，我们不应过分要求，因为我们不能夺人所好，更不能强己所难。福氏劝解高莱女士道：
“为什么你不接受事物的本来面目，人与其环境、与其生命的一切的需要？然而我不责备你。你有自由另一个样子来爱吗？人是自己所想望的样子吗？”
我们是若干已知未知的复杂的关联——命运——的婴儿。所谓命运，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神秘，问题是在我们自身的无知。我们不能自主；这就是为什么，从生到死，我们觉得隐隐有个第三者作祟。如果我们知道人事的隐秘，也许会哑然失笑：
“然而先说为什么你生下来？难道你愿意来的？有人劝你来的？然而命里注定你生下来，因为你父亲有一天从宴会回来，喝多了酒，听多了脏话，而你母亲恰好利用了来……你说你自由，然而万万千千的事推动着你。你看见一个女人，你爱她，你要死要活地爱她，难道你有自由不让血跳，不让头烧，而且压住心，压住你的热情？难道你有自由思想？一千条链子挽住你，一千根针推着你，一千种障碍阻住你。”
因为昧于事物奥妙的关联，而企图打破这游丝似的软网，福氏的人物——例如爱玛、萨郎宝、毛诺，全碰了个鼻青眼肿，归根一无所成，反而粉身碎骨。福氏自己，他们的创造者，认清而且过分看透了这一点：
“至于我的宿命观，你见怪也罢，反正结在我的深处。我确然信之。我否认个体的自由，因为我不觉得我自由；至于人类，你只要念念历史，就看的出来它不总往企望的方面进行。”
这里与其看作人和命运的冲突，不如看作人和人，或者更进一步，人和自己的冲突。在福氏的作品里面，有几个人物真正了解自己？几乎没有一个。有时他们用尽了心力来理解自己，自己的环境，例如圣安东、萨郎宝，还理解到错误的道上。他们思维；然而越想越走进魔道，越走进魔道越痛苦，终于我们感觉一切向上的挣扎，只是心力的虚糜。于是我们不得不纳闷，“为什么我活着？”我们找不到妥当的答案，或者有一个，“为的毁灭”。
这种虚无的倾向，推根究底，同样出于福氏唯物的看法。这第一个表现在他的独身主义。理想的爱是美丽的，和人世一切的梦想一样，仿佛一座石雕，一座礼拜堂，引起纯洁而向上的情思。福氏有过情妇，然而他一生的憧憬却是一个他无由问津的女子。如果人生有点儿意义，意义不一定就在做爱。还有比这美丽的，就是我们的精神活动。什么叫做爱？
“两个生物偶然来在地上，碰在一起爱上了，因为一个是女人，另一个是男人！于是一边喘吁，一边追逐，夜里一同散步，露水溅湿了，……用各样的声调说：我爱你，你爱我……然后他们回来，两个人全被一种无比的情火推动着，因为他们的器官全热了，于是不久这一对儿搂在一起……急于为地上多添一个糊涂虫，一个亦步亦趋的可怜虫！”
人生最高的努力是跳出物质的困惑，而通常男女之爱却加倍显示它的威武。所以福氏克制情欲，同时他浪漫的生性也不允许他接受中常的人生。我们勿需畏惧绝后，更勿需畏惧死亡。在大自然的演变上，我们的毁灭正是一种返本还原的作用，因之形成一种有用的肥料，或许倒是我们没有白来一趟的报效。所以他拒绝高莱女士的请求：
“正好，我要是没有后裔！我的隐晦的名字和我一起消灭，而世界继续他的路程，好比我留下了个不朽的名字。这是一个我自己欢喜的观念，就是绝对的虚无。格言：生慰死，亦慰生。”
因为戳破了看，这也不过是一个纸扎人，或者一个糖饧人：
“——怎么，你什么也不相信？
“——不。
“——光荣也不相信？
“——瞧瞧嫉妒就够了。
“——慷慨也不相信？
“——那么吝啬如何？
“——自由也不相信？
“——难道你没有看见专制蹂躏人民？
“——爱情也不相信？
“——那么卖淫如何？
“——永生也不相信？
“——不到一年，虫吃尽了尸首，于是化为尘埃，化为虚无；虚无之后……虚无，这就是一切的余留！”
这正是知识阶层特有的苦恼。一个葛天氏之民，或者一个“不知更有魏晋”之人，说是愿愚也好，然而幸福倒是真的。他们不用脑筋去思想。宇宙好像一个口袋，禁不住几下抖，就会抖个空空如也。通常将怀疑看作人类文明之母，但是到了福氏，这不过是条直达虚无的捷径：
“我要的是无限里的美丽，我寻见的只是怀疑。”
这里怀疑几乎等于虚无，如若不是绝望的悲哀。然而他不是一个消极的人：
“可怜的亲爱的路易丝，你还同我讲光荣、未来、呐喊。我已经不弹这种老调了，因为我也弹够了。我一点不貌为谦伪；不，我什么也不相信。我怀疑一切，而且有什么要紧？和一个黑奴一样，我已经安心做一辈子工，不再想望什么报酬。这不过是个疮，我抓挠抓挠而已。”
这种无为而为的倾向，是整个福氏工作的精神。他不会算账，他也没有想到卖文章。他缺乏现代实用的目的。对于福氏，“幸福是一个债主，借你一刻钟的欢悦，叫你付上一船的不幸。”
他用怀疑推翻这盏可望而不可即的幻灯，这场魔鬼的把戏。
“然而绝不要想望幸福；这招魔鬼来的，因为这种观念，就是他造出来，好叫人类吃苦。天堂的概念比起地狱的概念，其实更加地狱。全福的假设，比起永生苦难的假设更加惨苦，因为我们命里注定了达不到。好在我们绝想象不出它来；这还令人慰心。”
如果我们眼前没有幸福做凭借，我们为什么活动，为什么生存呢？他没有告诉我们他的答案，但是我们不妨借用他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公式，因为实际上，一个纯粹物质的生活，也就是为生活而生活。这个必然的结论，依旧出于福氏极端的推敲，而一切的揉合只是人类愚痴的要求。所以他说：
“是的，我主张（同时我以为，在艺术家的生活里面，这应该是一种实际的信条）在他的生存之中，应该分成两截：资产阶级般的生活，半仙（demi-dieu）般的思想。”
这种两歧的生活，最好的例证，怕只有福氏自己一个人。他父亲遗下些相当的产业，用不着自己奔走钻营，遍尝人生的艰辛，可以安安静静去工作；他更勿需从乡镇来到都市——巴黎，和大多数有野心的年轻人一样，牺牲于惨淡经营的开始。在贡古（goncourt）的《日记》里面，有一段记载左拉驳辩福氏道：
“你，你有一份小小的财产，允许你跳过若干的困难……我，我的生涯，我不得不完全靠着我的笔赚钱，我，我不得不写各式各样的文章，是的，可憎的文章……唉！我的上帝，和你一样，我也看不起自然主义这个名词，然而我不厌其重复，因为有些事物必须加一洗礼，好叫人家相信是新的……你瞧，我将我的写作分成两种，一种是人家用来批评我的，一种是我希望人家用来批评我的……我先来它一个钉子，随后一锤子，我往读众的脑内打进一分，然后再一锤子，我打进二分……我的锤子，就是围住我的作品我自己弄起来的报章主义。”
左拉的愤慨正是一般急于进取的贫苦青年的苦衷。但是如果福氏过着资产阶级的有闲生活，也仅只是外壳的形同。他骂资产者为“一种兽，一点不了解人的灵魂。”
他的意思是，中产者不尊奉艺术——人类的精神制作。他们正是所谓中流砥柱，前不敢前，后不敢后，属于福氏不屑为伍的折衷派。在思想上，福氏和他们自来立在敌对的地位；但是在行为上，他却和屈原遇见的渔父一样，不矫情、不立异，扮做他们的行藏。只有一次他恼了起来，真正恼了起来，明目张胆，宣布他们的隐秘——然而这也是因为友情，因为他的布耶。这是他著名的《致鲁昂市政府书》，就在临尾，他预言资产阶级的没落道：
“有两世纪了，法国的贵族染上了厮走的情绪，终于破灭，如今资产阶级的末日开始，唯其染上民众的情绪。我看不见他们读别的报章，用不同的音乐自娱，具有更高的喜悦。这个人，或者那个人，都同样爱钱，同样尊敬既成的事实，同样为了破坏需要偶像，同样憎恨一切的优越，同样讥笑的精神，同样无底的愚騃！”
这种今不如昔的感觉——一种浪漫的情绪——到了福氏的笔下，往往成为极其悲观的呼声，“我们或许需要野蛮人来。人类，永生的老头子，在他每次咽气的时候，必须注射一次新血。我们是何等卑贱！何等普遍的堕落！”
这几乎成为他函札的一贯情调，或者唯一的节拍，“这世纪苦恼我之至。无论我转向那一面，我看见的也只是灾患。字，字，而且怎样的字！”
同时他以圣·包里卡浦（saint polycarpe）自比，“到那里活着去，老天爷！圣·包里卡浦堵住耳朵，逃开他的所在，不时重复道：‘在什么世纪，我的上帝！你让我生下来！’我变的和圣·包里卡浦一样了。”
我们的人性原本无所谓善恶，资产者不任其自然，却要横加遮拦，无中生有，造下许多限制，沮丧我们仅有的自由。在资产者群中，最可怕的是“染上民众的情绪”的人们，十九世纪以来蜂起的社会学家。福氏觉得，“社会党，不管那一派，全是人间最野蛮的学究，他们梦想组织，立法，一种类似道院的社会。”
同时艺术，这仅有的自由，他们也想拿了去，供他们一时兴起的挥霍：
“我不同情任何政党，或者说好些，我憎恨一切政党，因为我觉得它们同样浅薄、虚伪、儿戏，汲汲于刹那之间，不顾全体的利害，也绝不超出实用之外。我恨一切的专制。我是一个热烈的自由主义者。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社会主义是一种富有学究气息的恐怖，致一切艺术于死地，致一切道德于死命。”
福氏是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他反对一切组织、义务、权利等等人为的观念。自从大革命以后，这既倒的狂澜——一种书生的理想，妄想改进社会的生存，不期而流于民众的专制——他知道挽不住，也没有可能挽住。根本他没有兴趣参预。站在艺术的立场，他不过厌恶这一切磨灭性灵，绝少诗意的洪涛巨浪，“人类越是趋于完美，人越是流于微贱。”
艺术是个性活动的结晶，如果斫去出人头地的天才，人类还余下些什么？群众？这是一群用不着艺术的蠕蠕而动的生物，正如每个资产者，最多不过用来装饰门面，或者消遣时日而已。而社会学者所膜拜的，又是怎样一个群众：
“我，我恨群众，民众。我总觉得它不是愚蠢，就是穷凶极恶的残忍。唯其如此，我厌恶合作式的慷慨、人道式的慈悲、募捐等等……这一切变坏了施舍，——人之于人的同情，求者、施者之间的自然的共鸣。我所爱于群众的，只是骚动的日子，然而你往深里瞧瞧！”
其实学究不足怪，怪的是资产者，永久趋时骛新，盲目附和，人类的步骤越来越整齐，机器象征一切灵魂的活动。如果全人类进而享有物质的平等，我们精神的活动也可以限于同一的规律？或许可能。然而我们再到那里寻找莎士比亚、歌德、拉伯雷？资产者漠视艺术（在艺术家不知名的时候），社会学者表示关心，却来了个削足适履，所谓五十步笑百步，实际全不了解艺术的性质，各自怀了成见利用。所以甚至于国家学会，一经品题，身价十倍，福氏同样不屑一顾：
“我恨一切限制，我觉得国家学会是人间最反乎精神机能的组织，因为精神既无规则，又无法律，而且无以一致。”
那么，在这举世滔滔的滚流之中，如果我们不能阻止兽面教（muflisme）散布，如果我们不能救人，我们应该怎样自救？福氏不是一个进化论者，然而他也不相信世界末日光临。这只是拉丁世界的末日。异教、基督教、兽面教，是人类的三大演化，不幸我们生在它的末一阶段。质朴、颜色、诗、热情，凡是福氏爱好的，全成了过去。在这样一个举世皆浊的浑沌时代，我们要是还有一点留恋——留恋于自己的工作，我们应该怎样集中自己的生活？不敢说救世，因为“博爱是虚伪的社会的一种最美丽的发明”。
自私是一种道德，如若不是一种美德。福氏承认自己自私；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替别人受苦，如若每一个人活着有每一个人的意义，各自有各自的十字架，我们抗的又要高，又要轻。而且，有谁值得我们为他辛苦吗？我们不必太傻，“与其说是为了爱别人而行善，不如说是为了尊敬自己。”
真正幸福的人是一个心不外用的本分人。福氏羡慕他的厨娘，因为她不知道法国已经换了朝代，从路易·菲力普变成共和国：
“这一切不关她的事（实录）。然而我还自命是个聪明人！其实我只是一个三倍的糊涂虫。能做到像这女人，才是正经。”
福氏没有做到他所赞赏的厨娘，却做到他所痛恨的资产者。一个最大的机运是他生而小康：
“至于银钱，我所有的差不多还够我过活。有人说，我嗜好多，很有花钱的本领，然而我时时刻刻感到窘迫，因为我有非常过分的欲望，可是我从来没有给它们一个满足。”
但是他马上会告诉我们，他缺乏资产者那份经营的才干。
“工作一不接气，我就梦想威尼斯的府第、博斯普鲁斯（bosphore）海峡上的亭榭、等等——同时我一点不懂算账，什么利息不利息，我整个糊涂。”
他怕极了和现实接触。直到一八七二年，母亲去世以前，家事全归她料理，他自己，得不过问便不过问。在他必须亲自经管的时候，他充满了身当其冲的苦恼。然而他有的是资产者的知识：
“我讨厌实际的人生；仅仅必须按时坐在饭厅，就让我的灵魂充满了一种忧郁的情绪。但是到了我自己搅进实际的人生，到了我自己坐在桌子前面，我和别人一样明白。”
他曾经自负道：
“你要是总有我这样一个明理的人做顾问，好些无谓的事绝不会落到你身上。”
然而知识之于实践，犹如精神之于物质，思想之于行动，应该截然分开，才好避免个性的泯灭。所以福氏以为：
“要是非打进现实不可，到脐窝也就成了。动作留给腿好了；渺小、悠忽、丑陋、死亡，正勿需我们热情奔放。万一必须做出被这一切感动的样子，做做样子好了；然而也只是做做样子。”
这里适可而止的态度已经是最后的让步。为了完成我们各自的使命，自私也许是人与人间的正当藩篱——或者防卫。所以杜刚讽刺他的老友自私，福氏立即接受。而杜刚再三劝他出山立名，仅仅引起他的反感。诚如法盖（faguet）所云，福氏的答复缺欠礼貌，因为杜刚把他看做一个平常的文人。其实除去口气辛辣，还没有一句离开他自来的原则：
“我不过是一个资产者，归隐田园，从事文学，无求于人，钦服、荣誉、甚至于敬重。他们用不着我的光明。我也不求他们用他们的蜡烛熏死我。”
这正是他厌恶人世的一种表现。说到末了，他是地主。地主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不满，他以种种不同的思想形式表现出来。他愿意用他所有的资产买来自私，假令自私可以私有。要想快乐，必须具有三种条件：一个是愚蠢，一个是自私，一个是康健，而愚蠢更是自私与康健的基础。他有一个久病的身子，同时一点不愚蠢，他只有抓住自私，做他幸福的池塘的土岸。因为幸福，如果有的话，却在一滩死水里面，因为池塘没有风波。这是病态的，然而什么又是正当的呢？活像一个杜刚，跑到巴黎，苟苟蝇蝇，老年混来一个国家学院院士的头衔？不！宁可站远些，隐名埋姓，做自己欢喜的工作：
“要想生活平静，唯一的方法是把自己放在全人类之上，除去扫一眼，彼此不再具有任何相同的地方。”
与其熙熙攘攘，还是不闻不问，反而落个清静自然。所以福氏理想的人生是：
“我过着入世最资产而且最隐晦的生活。我希望我死在我的角落里，没有一件过不去的动作，也没有一行过不去的文章，留做别人申斥的把柄，因为我既不在别人身上分心，也不叫别人在我身上分心。”
漠不关心，然而怎样地高傲！是的，骄傲，一只尾随了福氏一生的野熊。他宁可饿死，不愿俛耳领受社会的恩惠。不幸算不了什么，可耻的是拾取卑污的欢悦。骄傲如若是一个冷酷的安慰者，却也着实安慰。这不是虚荣那样一只鹦鹉，在廊下长日唠叨，乐于为人豢养。真正的骄傲是：
“你骄傲的日子，让我说给你听。这儿就是，你骄傲的日子！晚晌，你在家里，穿着你顶旧的袍子，女孩子闹的你心烦，炉子旺旺的，缺钱用等等，于是你睡去了，心涨了，头也晕了；于是你在寝室徘徊，或者看着木柴燃烧，你跟自己讲，什么事也靠不住，什么人也不可靠，一切冷落了你，然后不顾女性的示弱，文艺之神一跃而起，在你灵魂的深处，有什么开始歌唱起来，忽而欣快，忽而惨痛，仿佛一曲战歌，人生的蔑视、一己力量的展望、未来作品的炫耀。如果你感到这个，这就是你骄傲的日子，不用再向我说什么别的骄傲。把这些留给弱者好了……”
这不是风流名士的孤高自赏，而是从悲观出发的一种生活方式，他自己精神的历程。在这龌龊的现世，守身如玉的自爱之士，要想活下去，一个是用自己的袍子蒙起头，听凭娇妻弱女受人蹂躏，这或许不失为明达之士，然而一个更勇敢、更璀严的办法，却是把自己提上骄傲的极峰，不许任何泥水溅到身上。福氏选用第二个方案。于是这最热肠的青年，因为自负，因为负气，变成最缄默，最不趋时的狂狷之士。普辣笛耶（pradier）生前没有另眼看他，他引为遗憾。他绝不求人赏纳。一个真正认识自我的人，不会抱怨寂寞，唯恐这种抱怨谄媚了世人。艾辟克泰蒂（epictète）说：
“你要是有心讨好，你就堕落了。”
福氏进而添上一句，“你要是需要别人，就是你和他们近似。”
他绝不走出他的角落，叫人零零碎碎地褒贬，不！要来就整个的，一下子，没有第二句话说。他决定不在任何报章发表文字。
“哪怕是《两世界》（revue des deux mondes）也罢，要是有人向我提议。我是什么党也不想加入，什么结社也不想来。我恨群众，规则与水手。回回（bédouin）听便；公民，绝不是。在我书前的第一页，哪怕大破其钞，我也添上特许翻印，好叫人家知道我不属于作家协会，因为我先就不承认什么头衔，我倒愿比着我的门房，叫个贩子，或者卖祭衣的，在笼子里头转了二十五年，带着胜似植物园老虎的自由呼吸，回头只为拴在慢车后头，安安易易，小跑在碎石铺成的马路上。不，不。我宁可和个一身癣疥的狗熊一样，死在窝里，或者叫他们自己看狗熊来。”
他不要仰给任何人的鼻息，然而命运却给他晚年安排好了一场羞辱。这自为衣食的倔强汉子，也有一天低下头，忍气吞声，接受公众的薪俸。他不忍看着甥女破产，卖掉自己的产业，牺牲自己的安定，来接受人世的奚落。朋友们又不忍心看他缺衣缺食，瞒住他（因为知道他会事先拒绝的），私下为他谋事。最后事成了，他也不得不接受：
“好了！我输了！我的倔强的骄傲一直抵抗到现在。然而，唉！我眼看就要饿死，或者差不多就要饿死。没有法子，我接受年薪三千法郎的位置……”
然而没有人注意也就罢了。不料一家报纸（figaro），一半真，一半假，用他的贫困做题目，讥讽当局专擅任性。这伤透了他的尊严，虽说报纸原是一番好意。他从来反对宣露他的私人生活，好意也罢，恶意也罢，读众没有揭发作者隐私的权利。在这一点，福氏极其严厉。而且说穿了，没有再比福氏畏怯的：
“我不欢喜人家知道我的情绪，迎头扔来我的情绪，做拜访谈话的资料。直到二十岁，只要听见人讲：‘你不写文章吗？’我脸会红的像个萝卜。”
像福氏那样过分自觉，那样神经过敏，我们会明白他这种特殊的心情。法盖说的好，骄傲而畏怯是加倍的骄傲，畏怯而骄傲是加倍的畏怯。但是福氏不仅畏怯，和所有的中资产者一样，他还怕事。他不高兴同乡发现他和高莱女士的私情：
“我方才打发人到鲁昂去取你给我的包裹。幸而你没有夹带信件，否则说不定叫人看到，那时……我会受够别人俏皮的揶揄！”
他没有工夫去巴黎，也不答应她来鲁昂，彼此约在中间的芒特（mantes）地方幽会。我们不能不说福氏谨慎。然而这一切，不过“因为我不敢；我畏怯，说真个的，别瞧我玩世不恭，由于玩世不恭也难说。”
鲁昂居所
也就是骄傲和畏怯，交织成他一生的孤独。好像山精海怪，从来一个人晃荡着，自命伟大的灵魂在人间的寂寞里过活。如果都市里面没有人能够了解，住在乡间更容易引起误会。还有比乡绅固执、守旧、俗鄙的！他们不知道一个人除去求差谋事还有什么用；艺术家？一个懒人罢了；艺术品？除非也有历书、年画、纸牌实用。偶尔听见城里人恭维他们鄙夷的神秘的懒虫，他们先是吃惊、怀疑，渐渐也学着更换声调，改变态度，过来谄谀。他们不体会自己多么俗恶，多么令人欲呕！福氏，在他长日的寂寞之中，一一感到：
“噢！不，我孤独，我才永久孤独。前天在芒特，有两三回我的心不知跑到那里去了，你不记得你惊道：‘多么怪的人！你想什么？’——什么？我不知道；然而你所不常经见的，都是我习惯的情境。在任何地方，甚至于我的国家或者全世界，我没有和任何人在一起过。大家白围拢我，我先不围拢我自己。所以死者之死，并没有给我的灵魂带来新的情境，不过更使这个情境完备罢了。我内里孤独；我外边孤独。”
这种凄凉的情调，每一个作家都有，但是每一个作家，不像福氏，日子过的和喝白水一样地乏味。他单调的生活流过他的眼前，他自己也承认，比起窗下的赛纳河水还要一致。他不断地申诉道：
“女孩子给家里添了点儿欢悦。至于我母亲，脾气跟着身子全老多了。一种无事可为的忧郁侵有她的心境，同时失眠已经够折磨她的。我呐，正好居于二者之间。只有星期日，布耶来一来；我谈会儿话，然后一礼拜就完了。”
但是女孩子渐渐长大，随着丈夫嫁往外县，布耶一八六九年去世，而三年后，饱经忧患的母亲也告终，剩下福氏一个人，坐在书桌前面，对着经年未完的著作，有时心灰意懒，回想着过去和过去带走的一切：
“仿佛一个老人，我遗失于我童年的回忆里面……我所等候于生命的，只是一页一页的纸，往上涂墨。我觉得我走过一个无尽的寂寞，走向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同时我自己就是沙漠、旅客与骆驼。”
有时远嫁的心爱的甥女，或者垂老的多情的乔治·桑，不时写来一封亲爱的函札，或者是前途远大的莫泊桑，比一个儿子还孝顺，不时拿着私下的习作来请教：仅有的几丝阳光，射过他阴暗的老境。他缺乏娱乐，而且自来就不寻乐：
“在火车上，我发现了三个快活人下乡，钓鱼、喝酒、开心。我忌妒这些家伙，因为我觉得自己极其需要娱乐。然而我够老的了，也不该忌妒别人快活。文笔呀，组合呀，一来就失败，还脱不开手，有时我真需要激烈的娱乐，然而太贵了，也太远了。特别是骄傲使我流血的时候，好像一群蛤蟆、一堆长生的贪欲，在我的心头骚动。”
他一点不老，不过生活在暖室里面，熟了，早熟了而已。他不在实际的行动上寻找娱乐，因为他厌恶行动，但是他梦想，坐在他的高背软椅上：
“看着我的柴火燃烧，好像看到一片风景，我同样欢喜。我的日子从来没有娱乐，因为我要伟大的娱乐。我生而具有一堆罪恶，从来没有见过天日。我爱酒，我不饮酒。我是赌徒，而从来没有摸过牌。我喜欢荒唐，日子却过的和个僧人一样。说真个的，我是个神秘主义者，然而我什么也不信。”
福氏用想象犯罪，正和他的萨郎宝一样。在他的想象里面，他画出他从来没有去过的异域，好像怀念他久别的故乡，一木一石全变作他理想的归宿。他借着这个逃避现实的压轧：
“可怜的东方，我怎样地想它！我有一个不断的永久旅行的欲望。可怕的寒冷更加深这种欲望。我愿意点着蜡烛过日子，或者最好点着中国灯，在一个三十度温暖的屋子，脚下是画的花畦般的地毡……然而于现时之下，躲到那里去，如若不是自己的梦想？”
他的生活只是表面的闲静，和他的圣安东一样，“再没有人比我纷扰、忧苦、激动、涂炭的了。我没有连着两天或者两点钟在同样的情境之中……”
然而这种丰颖的内在的激荡，依然拦不住他外在的平滞。他自己说的好，他过着“一种牧师的生涯。我仅仅缺少道袍而已。”
他没有地方可躲，于是躲到他所喜爱的艺术之宫。艺术是他的“宗教”。他是文艺女神最忠实的信徒。他尽量缩减人生，正为显出她的仪态万端。这位艺术的神秘主义者，他的爱“仿佛急流，只有一个倾斜的床身，窄而且深，所以它卷去一切。”
为求女神听取他的信心，和一位山居的修土一样，他用人生给自己织了一件苦衣（cilice），时时擦破他的皮肤。然而他有别的活路吗？也能够走一般人走的大道吗？
“人生如此丑恶，唯一忍受的方法就是躲开。要想躲开，你唯有生活于艺术，唯有由美而抵于真理的不断的寻求。”
◎ 一八五〇年三月三日，福氏向他母亲写信，说他游历埃及，遇见一位波兰人，互道名姓以后，便问福氏道：“呵，先生，你这一姓里有位先生我很耳熟，我知道一位著名的医生跟你姓的一样。”听说福氏是他的儿子，波兰人就客气而且恭维起来。
◎ 一八四四年二月初，福楼拜致佘法利耶书。信里提到三个神名，全是阴曹的主管和审判。（校者注）pluton是罗马神话中的冥王，阴间的主宰。rhadamante和minos都是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和欧罗巴的儿子，死后成为冥界的法官。
◎ 杜刚描述他目睹的现象道：“好些次，又受惊，又没有办法，我见到他这些可怕的紧要关头。它们来的情形总是一样的，发生以前也经过同样的现象。忽然之间，看不出什么可以欣纳的动机，居斯达夫举起头，变得极其惨白；他感到aura，一种神秘的嘘息，仿佛精灵的飞扬，扫过面孔；他的目光充满了焦急；带着一种碎心的失望的情态，他举起肩膀，说道，‘我左限里冒火’，随即，几分钟之后，‘我右眼里冒火；我觉得全成了金色。’这种奇怪的情景有时延长好几分钟，这时际，可以看出来，他觉得这还只是警告，也许会了结的；随即他的脸更加惨白起来，具有一种绝望的表情；他赶快走动，跑到床边，躺在上面，阴郁郁的，恶兆似的，好像他活活地躺在一具棺木里面：随即他喊：‘我有了指南；这儿是货车，我听见铃铛。呵！我看见店里的灯光。’于是他发出一种呻吟，那像要撕碎了人的音调，如今还在我耳朵里面颤着，同时他抽搐起来。在这全生命震撼的瘫痪之后，接着总是一阵疲倦和熟睡，一来就要好几天。”
◎ 参阅律师塞纳（sénard）的辩护书，通常附在《包法利夫人》的后面。
◎ 参阅律师塞纳（sénard）的辩护书，通常附在《包法利夫人》的后面。
◎ 吉穆纳司是巴黎一个戏院的名字。
◎ 见于高芒维勒夫人的《回忆录》。
◎ 一八七七年一月七日，致甥女书。
◎ 见于《一个疯子的日记》第四节。
◎ 见于《翡冷翠的瘟疫》（la peste à florence）。
◎ 见于《惨痛》（agonies）。
◎ 阿维拉的特蕾莎修女（1515 -1582） 西班牙天主教教徒，神秘主者。可能患有某种疾病，据曾称经历许多神秘异象，坚信耶稣基督已经以肉身但不可见的形式出现在她面前。在自传中描述自己神魂超拔时，与天使相遇的经历，意大利雕塑家据此创作著名雕像《圣特雷萨的沉迷》。
◎ 雨果的戏。
◎ 在巴黎的时候，只要他出去宴会，多半是莫泊桑接他回来。
◎ 参阅菲谢（fischer）的《福楼拜遗著的研究》（études sur flaubert lnédit）。
◎ 萨德是十八世纪末叶法国小说作家。凡以虐待女性为乐的，全叫做萨德主义（sadisme）。福氏年轻时很欣赏他。二十世纪中叶他被目为红作家之一。
◎ 一八五七年三月十八日，致尚特比女士书。米屯达蒂，即米特里达梯六世，小亚细亚本都王国国王（安纳托利亚北部的希腊古国）。最有名的传说是关于他对毒药的抵抗力。在位期间，他用死刑犯来试毒，然后再寻找可能的解药。他甚至偏执到每天进食一定剂量的毒药使自己对尽可能多的毒药产生免疫。据说他用每天服食少量毒药的方法来获得对毒物的免疫力，这个说法在古典作家中流传很广。
◎ 一八五三年四月二十二日，福氏致高莱女士书。佩尔斯为公元一世纪的罗马讽刺诗人。毕风是法国十八世纪博物学家。他的关于风格的话是知名的：“人即风格。”
◎ 参阅法郎士的《文学生涯》（la vie littéraire）二集。
◎ 见于福氏甥女的《回忆录》。
◎ 一八五三年三月十八日，致尚特比女士书。
◎ 狄阿夫瓦吕斯象征庸医；达尔杜弗象征伪君子，前者见于《想象的病人》（le malade imaginaire 今译《无病呻吟》），后者见于同名的喜剧。
◎ 保罗·委罗内塞 意大利“威尼斯画派三杰”之一，他因为出生地而获得“委罗内塞”绰号，并以此而闻名。艺术大师提香有两个伟大的弟子：丁托列托和委罗内塞，他们同时被誉为十六世纪意大利威尼斯画派三杰。委罗内塞生于意大利维罗纳，1588年4月19日卒于威尼斯。委罗内塞善于兼收并蓄提香、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罗马诺等人的精华，自成一家。他的绘画充满世俗生活情趣，偏重装饰趣味，在写实传真的基础上，以豪华的场面、众多的人物和富丽的色彩取胜，受到市民和豪门显贵的欢迎。
◎ 一八五九年十一月，致鲍司盖（bosquet）女士书。
◎ 《一个疯子的日记》第二十节。
◎ 《一个疯子的日记》第十节。
◎ 见于《惨痛》。
◎ 《一个疯子的日记》第十八节。
◎ 布耶死后，友好醵资，交由鲁昂市政府择地立像纪念，后者持有异议，于是引出福氏这封嬉笑怒骂的长信。福氏于友谊向来纯挚，从他十岁上的信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你知道，人家给我说你不来的时候，我简直大怒不止。你要是真偶尔不来，我宁可四只脚，和路易·菲力普王的狗一样，爬到昂德里司（andelys）去找你，同时我相信你也会和我一样，因为一种兄弟之爱，缔结住你我。是的，只要必需，我觉得我会走一千里路，去碰头我最好的朋友，因为天下没有再比友谊甜蜜的，噢！甜蜜的友谊，有多少事你看不是由这种情绪告成，没有这种结合，我们又如何活的下去。这种情绪便是在最小的动物中间你也看的见，没有友谊，弱者如何活下去，妇孺又如何生存？”
◎ 圣波利卡普 士麦那主教，使徒圣约翰的门徒和安提阿圣依纳爵的朋友，是二世纪上半叶受人尊敬的基督教领袖。
◎ 福氏曾经说：“尼罗（neron）和外斯巴先（vespasien）活的一样长久，撒旦和耶稣基督活的一样长久。”但是一八七〇年九月，他给乔治·桑写信，说：“我不像以前忧郁了。昨天我重新开始我的《圣安东》。活了该，还非写下去不可！我们必须习惯于人的生性，就是恶劣。”这样看来，他比较相信人性本恶了。
◎ 参看一八七一年三月十一日，致赖尼耶（régnier）夫人书。
◎ 一八五七年八月，致尚特比女士书。
◎ 一八五七年八月，致尚特比女士书。鲍司佛峡意为牛峡，或名君士坦丁峡，沟通黑海与马尔马拉海。
◎ 一八五二年，致杜刚书。
◎ 普辣笛耶（今译普拉迪耶） 当时著名的雕刻家，福氏在他家里结识高莱女士，不久成为她的情夫。福氏于普辣笛耶死后致函高莱女士道：“提到普辣笛耶去世，我感到有类似自私者的羞愧。我觉得遗憾的，是他没有认出我，我哪，却非常羡慕他。我倒盼他那样人，从他四周的人群，分外对我垂青。然而他能够吗？他很少批评的感觉，我们的朋友。”
◎ 认识自我不是一件容易事，福氏自己说：“然而终于有点儿什么令我苦恼，就是我自己的尺度我不认识。这位先生把自己说的那么沉静，是充满了自我的疑虑。我想知道他能够上到多么高，同他筋肉确实的力量。然而想知道这个，未免野心太大，因为一己能力准确的认识，或许不是别的，正是天才。”
◎ 爱比克泰德（约55-135dc） 古罗马斯多葛派哲学家，对斯多葛派学说有极其重要的发展和突破，是继苏格拉底后对西方伦理道德学说的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哲学家。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对具体的生活伦理学的思考上，重心性实践，主张遵从自然过一种自制的生活，他的思想对后来的哲学与宗教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 马萨林（mazarine）图书馆名誉馆长。没有领了几个月的薪俸，福氏就去了世。在这以前，他一直是靠父亲给他和母亲购置的地产收入为活。
◎ 一八七五年，致乔治·桑书。
◎ 一八五八年一月，福氏给尚特比女士写信道：“正相反，我是一只所谓的熊。我日子过的如同一个和尚；有时（甚至于在巴黎）我整整八天不出门。我同好些艺术家相好，然而我时常过往的只是少数。有四年了，我没有插脚歌剧院。去年我有喜剧院的免票，可是我一次也没有去。今冬我得到圣马丁剧院的免票，然而我还没有利用过。至于所谓社交，我从来不干。我不懂跳舞，不懂回旋舞，不懂任何牌戏，甚至于沙龙里面谈话我也不会，因为这里所谈的一切，我全觉得无聊。”其实福氏游泳很好，不过怕母亲不放心，他从来不到河里去。
◎ 好些引证，几乎全是写给高莱女士的函札，为避免繁复起见，一概没有加注。
◎ 一八五七年五月十八日，致尚特比女士书。
madame bovary by fernando vicen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