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达·阿诺德一下子就穿过了海滩路，她没有耐心等候交通信号，也信不过人行道上的那些斑马线指示灯。她在一辆辆公共汽车的散热器前钻来钻去，司机们猛踩刹车，朝她怒目而视，她却咧嘴向他们投去笑脸。每当钟声敲响十一点，她来到汉尼基酒馆时，脸色总是红通通的，仿佛刚刚历险归来，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似的。但她并不是第一个到汉尼基酒馆的。“嘿，你这个老幽灵！”她招呼道。那个神情忧郁的瘦男人，身穿黑色丧服，头戴圆顶硬礼帽，坐在酒桶旁边，说：“唉，别提了，艾达。别提了。”
“你是在为你自己服丧吗？”艾达一边问，一边对着一面给白马威士忌打广告的镜子，将帽子翘了个更好看的角度：她看上去永远不会超过四十岁。
“我老婆死了。来杯健力士吗，艾达？”
“好啊，来杯健力士吧。我都不知道你还有老婆啊。”
“我们本来就彼此不是很熟悉嘛，难道不是吗，艾达？”他说，“我都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嫁过几个丈夫。”
“哦，就只有汤姆一个。”艾达说。
“你这辈子可不止汤姆一个男人。”
“你应该有数的。”艾达说。
“给我来杯红酒。”这个神情忧郁的人对侍者说，“你刚才进门时，艾达，我就在想，咱俩为什么不重新在一起呢？”
“你和汤姆都总想重新开始，”艾达说，“可你们有女人的时候干吗不把她们抓紧呢？”
“把我那一小笔钱同你的加在一起就可以——”
“我还就爱换换口味，”艾达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
“可你的心是善良的，艾达。”
“这只是你这么说。”艾达说。在她那杯乌黑的健力士啤酒深处，善良在向她眨眼，有点儿狡黠，有点儿世俗，要享受人生。“你在赛马上下过点儿赌注吗？”她问。
“我不相信赌博。玩这种把戏捞不到什么便宜。”
“就是嘛，”艾达说，“是捞不到什么便宜的。是输是赢，你根本就拿不准。可我倒喜欢玩玩。”她兴奋地说，目光越过酒桶，望着那个苍白的瘦子。她的脸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红艳，更加年轻，更加和善。“黑小子。”她细声说。
“啊，你说什么？”幽灵一边尖声问道，一边在那面白马威士忌的镜子里飞快地瞥了一眼自己的脸。
“是一匹赛马的名字，”她说，“没别的意思，有个人在布赖顿透露给我的。我还老在想，不知道能不能在赛马场上见到他。他不知怎么回事一下子就不见了。我喜欢他。他说话总是让你猜不着下文。我还欠他钱呢。”
“你看到那个科利·基伯前几天在布赖顿的事了吧？”
“有人发现他死了，是不是？我看到了一张报纸广告。”
“已经验过尸了。”
“他是自杀吗？”
“哦，不是的。只是心脏出了毛病。天太热，要了他的命。可报社把那笔奖金付给了发现他尸体的那个人。”幽灵说，“发现一具尸体也给十几尼奖金。”他好像怀着怨气似的把报纸往酒桶上一搁，说道：“再给我来杯红酒！”
“哟！”艾达说，“这照片上就是发现科利·基伯尸体的那个人吗？这小耗子。原来他是去那里了。难怪借人的钱都不要了。”
“不，不，这不是那个人，”幽灵说，“这是科利·基伯。”他从纸盒里抽出一支细细的木牙签，剔起牙齿来。
“啊！”艾达叫道，如同挨了当头一棒，“这么说，他不是故意装出来的，”她说，“他是真的有病。”她还记得，在出租汽车里他的手是怎样颤抖的，他是怎样央求她不要离开他的，就好像他当时已经知道自己等不到她回来就要死去似的。但是他并没有当众吵闹。“他是个绅士。”她喃喃地说。准是她刚一转身，他就在栅门旁倒下了，她却一无所知径直走进了女厕所。这会儿在汉尼基酒馆里，她感觉眼泪就要夺眶而出。她数着一级级通向下面盥洗室的洁白、光亮的石阶，仿佛那是一幕幕缓慢推进的悲剧。
“唉，算了吧，”幽灵怏怏不乐地说，“咱们谁都不免一死的。”
“是的，”艾达说，“但是他跟我一样不愿意死呀！”她开始看报，还没看上几个字就大叫起来，“那么个大热天，他大老远走到那里去干什么呀？”因为他没有倒在栅门旁，而是按原路回到了他和艾达出发的那个地方，坐在一个遮阳棚下……
“他得做他的工作嘛。”
“他根本没对我讲起工作的事。他说：‘我就在这里等你，就在这栅门旁边。’他还说：‘快点儿回来，艾达。我就在这里等着。’”她还记得黑尔当时说的话，现在重述这几句话，心里不由产生了一种情绪：以后，也许过一两个小时，等事情都弄清楚以后，她要为这位死者痛哭一场，为这个感情炽热、惊恐不安、骨瘦如柴的人，这人总说自己叫……
“啊，”她说，“这是什么意思？瞧这里写的。”
“又怎么啦？”那人说。
“这几个贱人！”艾达说，“她们去这样瞎扯一通，打的是什么主意？”
“瞎扯什么来着？再来一杯健力士吧。这种事你用不着大惊小怪的。”
“再喝一杯也行。”艾达说，但只喝了一口，就又看起报纸来。她有直觉，眼下她的直觉告诉她，事情有点儿蹊跷，有点儿很不对头的味道。“这几个小娘们儿，”她说，“他一个劲儿地想去勾搭她们。她们说，有个男的过来管他叫‘弗雷德’，可他说他不叫弗雷德，他不认得那个人。”
“这又怎么啦？听着，艾达，咱们看场电影去吧。”
“可他就是弗雷德呀！他亲口对我说过他叫弗雷德。”
“他叫查尔斯。你瞧这里写着呢。查尔斯·黑尔。”
“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艾达说，“一个男人对陌生人往往会用不同的名字。不见得你的真名就叫克拉伦斯吧。不过男人不会对每个姑娘都用不同的名字，不然他会被自己搞混的。你总是说自己叫克拉伦斯，这你心里有数。男人的事，我不见得比你懂得少吧。”
“这也说明不了什么。你可以看看报上是怎么说的，人家不过是碰巧提了一下，谁也没拿它当回事。”
她难过地说：“谁都没拿任何东西当回事，你可以看看这里写的，他连个出来闹哄闹哄的亲友都没有。‘验尸官询问是否有死者亲属在场，警方证人说，除住在米德尔斯堡的一个远房表兄弟，未能查到死者的其他亲属。’这听起来怪孤独的，”她说，“没有一个人去那儿提出疑问。”
“我可知道孤独是什么滋味，艾达，”这个神情忧郁的人说，“我已经孤单单地过了一个月。”
她没有理会他——她的思绪又回到了圣灵降临节的布赖顿海滨，想着这样一幅情景：那天她还在那儿等着，可他想必已经死到临头，正沿着海滨大道向霍夫镇走去，生命已经到了尽头。这廉价戏剧般的情景和令人悲哀的思绪，引起了她对他的怜悯之情。她本是个普普通通的人，看一场《大卫·科波菲尔》的电影都要抹几把眼泪。喝醉酒的时候，所有她母亲曾经会唱的那些古老民谣便一支支地从她嘴里自如地哼了出来。“悲剧”这个词打动了她的一颗质朴的心。“住在米德尔斯堡的远房表兄弟——已请律师代理。”她说，“这是什么意思？”
“我想这是说，只要这个科利·基伯没有留下遗嘱，他留下的钱就都归这个远房表兄弟了。因为人寿保险的缘故，他不愿接受自杀的说法。”
“他没有提出任何疑问？”
“根本用不着。谁也没有查明他是自杀的。”
“可没准儿他还真是自杀的呢。”艾达说，“他这人有点儿怪里怪气的。我倒真想提几个疑问。”
“你提什么呢？事情够清楚的了。”
一个穿灯笼裤、系条纹领带的男人走到柜台前。“你好，艾达。”他打了个招呼。
“你好，哈里。”她心情难过地说，眼睛仍然盯着那张报纸。
“喝点儿酒吧。”
“我已经有酒了，谢谢。”
“把你的酒喝干，再来一杯。”
“不，我一点儿也不想喝了，谢谢你，”她说，“假如我当时在场——”
“你在场又有什么用？”那个神情忧郁的人问道。
“我就能提几个疑问了。”
“疑问，疑问，”他恼火地说，“你张口闭口就是疑问。到底有些什么，我一点儿也闹不清。”
“他为什么说他不叫弗雷德？”
“他本来就不叫弗雷德，他叫查尔斯。”
“这不合情理。”她越想越觉得要是自己当时在场该有多好；好几件事想起来都让她心痛——验尸的时候人人无动于衷，那个远房表兄弟在米德尔斯堡并没有赶来，他请的律师没有提出任何疑问，弗雷德所在的报社也只在报上给了他半栏篇幅。第一版上登着另一张照片——新任科利·基伯，这人第二天就要在伯恩茅斯走马上任。他们本该等一等才好，她心想，少说一个星期。这样还能显示一下报社对死者的尊重。
“我倒想问问他们，他为什么那样离开我。在那么大的太阳底下顺着海滨大道急急忙忙走掉。”
“他要做他的工作，他得去安放那些卡片。”
“那他干吗又对我说他要等我呢？”
“哦，”这个神情忧郁的人说，“这你就得去问他啰。”这话说得活灵活现，简直就像他当真是在设法回答她，用那种只有他自己知晓的古怪的文字，用他猜不透的痛苦来回答她，像一个鬼魂说话似的在她的神经里念念有词。艾达是信鬼魂的。
“他要是还能说话，准是有很多要说的。”她说。她再次拿起报纸，慢慢地看下去。“直到最后一刻他还在做自己的工作。”她怀着怜悯之情说。她喜欢恪尽职守的人，这多少表现出一种活力。他顺着海滨大道一路放置卡片，这些卡片重新回到了报社：有的来自船下，有的来自垃圾筐，有的来自小孩玩沙子的小铁桶里。当那位“据称是克拉法姆公司办事处主任的阿尔弗雷德·杰斐逊先生”发现他时，他手里只剩下寥寥几张卡片。“哪怕他真是自杀，”她说（她成了死者的唯一辩护人），“他也首先把工作完成了。”
“可他不是自杀的，”克拉伦斯说，“你只要瞧瞧报上写的就知道了。他们解剖了他的尸体，说他是病死的。”
“事情不对劲，”艾达说，“他去过一家餐馆，在那里放了一张卡片。我知道他是饿了。他一直想吃点儿东西，可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一个人偷偷溜走，撇下我等着他呢？真有点儿古怪。”
“我想他准是对你变了卦，艾达。”
“我不爱听这样的话，”艾达说，“这话听起来不可思议。当时我要在场就好了。我会问他们几个问题。”
“你同我去那边看场电影怎么样，艾达？”
“我没这个心思，”艾达说，“失去一个朋友不是天天都发生的事。你也同样不该有心思去看电影，你老婆不是刚死吗。”
“她已经死了一个月了，”克拉伦斯说，“总不能让活人永远悼念死人吧。”
“一个月也不长呀。”艾达难过地说，心里仍然反复思忖着报纸上的那则新闻。就一天呀，她这么想着，他只不过死了一天，大概除了我就再也没有第二个人还会想起他了——而我不过是一个他偶然认识后带去喝了杯酒、拥抱了几下的人。这哀婉悲怆的思绪又一次触动了她那颗善良而博爱的心。如果他除了米德尔斯堡那个远房表兄弟还有别的亲属，如果他到了九泉之下不那么孤苦伶仃，她也根本不会再去多想。可现在她觉得这里头一定有可疑的地方，尽管眼下她能抓住的疑点只有“弗雷德”这个名字——而且人人都会异口同声地说：“他不叫弗雷德，你只要看看报纸就知道了，他叫查尔斯·黑尔。”
“你不该在这桩事情上小题大做的，艾达。这不关你的事。”
“我知道，”她说，“这是不关我什么事。”可是，这不关任何人的事，她在心里暗暗添了这么一句。事情坏就坏在这里：除了她，没有一个人提出疑问。她曾经认识这么个女人，有一次看见她已经死去的丈夫，站在无线电收音机旁边想要拧动开关旋钮；她按照他想做的动作拧开了收音机，他就不见了。与此同时，她听到中部地区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说：“英吉利海峡大风警报。”那些天她一直盘算着礼拜日去加莱[12]玩一天，关键就在这里。这就说明，你们不能嘲笑鬼魂的说法。她心想：要是弗雷德有什么事要告诉什么人的话，他绝不会去找米德尔斯堡那个远房表兄弟诉说。他为什么不能来跟我说呢？他把她抛在那儿傻等，她等了将近半个小时。或许他真要告诉她点儿什么。“他是个绅士。”她大声说，做出了更大胆的决定，她把帽子歪了歪，捋了捋头发，从酒桶上站起来。“我得走了，”她说，“再见，克拉伦斯。”
“去哪儿？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急急忙忙的样子，艾达。”他喝了口健力士，怏怏不乐地抱怨道。
艾达把手指按到报纸上。“即使远房表兄弟不在，”她说，“那儿也该有个人在场。”
“他可不会在乎是谁把他埋到地下的。”
“这可说不准。”艾达说，心里又想起了收音机旁边的鬼魂，“这样可以表示对死者的尊重。再说——我喜欢参加葬礼。”
但是，在他曾经住过的那个阳光灿烂、鲜花盛开的郊区，他并没有真正被埋到地下。那地方没有那种有碍卫生的葬地。两座巍然耸立的砖塔，像是斯堪的纳维亚市政厅的高塔；几个修道院，沿墙嵌着一块块像学校里的战争纪念碑似的小匾牌；一个毫无装饰的阴森的世俗礼拜堂，可以从容、便利地供任何宗教派别举办仪式。没有墓地，没有蜡花，也没有插在废果酱罐头盒里的枯萎的野花。艾达来晚了。她在门外迟疑了片刻，生怕礼拜堂里已经挤满了弗雷德的朋友。她本以为有人在放收音机，正在播送英国广播节目，那斯文、平淡、冷漠的腔调她很熟悉。但是当她打开门时，却看见一个人——而不是一台收音机——穿着黑色法衣站在那里，口中吐出“天国”这个词。教堂里没有别的人，只有一个房东太太模样的女人，一个保姆——她把婴儿车停在门外——还有两个正在不耐烦地交头接耳的男人。
“我们也许不相信中世纪古老传说中的地狱，”那位神父继续说道，“但这丝毫无损于我们对天国的信仰。我们相信……”他说着，眼光飞快地顺着平滑光亮的滑台朝那几扇“新艺术”风格的门瞟去，那口棺材就要通过这些门投入火焰之中。“我们相信，我们的这位弟兄已与上帝同在。”他给这些话加上表现他个性的语气，就像给一小块一小块的黄油打上商标印记。“他已达到同一境界。我们不知道今天与他同在的主是谁（或是什么）。我们不再抱有那种相信明澈的大海和金色王冠的中世纪古老信念。真就是美，当我们热爱真理的这一代确信我们的弟兄此时此刻已重新回到那主宰天地万物的神灵怀抱时，我们也就享受到了更大的美。”他按了一下一个小开关，嗡嗡一响，“新艺术”风格的门就敞开了。火焰呼呼地摆动着，那口棺材平稳地滑入火海之中。门都关上了，那个保姆起身朝门口走去，神父从滑台后面露出和蔼的笑容，活像一个已经毫不费力地变出了第九百四十只兔子的魔术师。
葬礼结束了。艾达好不容易把最后一滴眼泪挤到带有加利福尼亚罂粟气味的手帕里。她喜欢葬礼——但这是一种带着恐惧的喜悦——就像其他人喜欢鬼怪故事一样。死亡使她震惊，让她感到生命如此重要。她不信仰宗教。她不相信天堂和地狱，只相信鬼魂、招魂板[13]，相信不停抖动的桌子、哀怨地谈论着鲜花的喃喃说话声。让那些罗马天主教徒去把死亡看得毫无所谓吧——对他们说来，生命也许不如生命结束后的情景那么重要；但是对她说来，人一死就什么都结束了。升入天堂多么好，也不如在阳光灿烂的一天喝上一杯健力士啤酒。她相信鬼魂，但是你总不能把那个稀薄透明的存在叫作永恒的生命吧——那无非是一块木板发出的吱吱声，无非是心理研究所的玻璃柜里的一个外胚层质，无非是她曾经在一次降神会上听见过的一个声音。那声音说：“天上一切都很美。处处是鲜花。”
鲜花，艾达鄙夷不屑地想道，并不等于生命。生命就是照在黄铜床栏杆上的阳光，就是红葡萄酒，就是你下了赌注的那匹获胜希望不大的赛马冲过终点标杆、旗帜猛地挥动时你那激动的心情。生命就是出租汽车里可怜的弗雷德把嘴贴到她的嘴上，在海滨大道上一路随着引擎颤动。如果死只是使你喋喋不休地絮叨鲜花的话，那死又有什么意义呢？弗雷德需要的并不是鲜花，他是想要——她曾在汉尼基酒馆里感受到的那种舒心的忧伤重又袭上心头。她把一个人的生命看得极为重要：为了保护这个她唯一相信的东西，她就是使任何人感到大大小小的不愉快也在所不惜。假如一个人失去了情人，她会说：“破碎的心总会愈合的。”要是那人身体残废或者眼睛变瞎，她会告诉他：“你总算好运，还活着。”不管她是在汉尼基酒馆里放声大笑，还是在葬礼或婚礼上潸然泪下，她的乐观中总含有某种危险、无情的东西。
她走出火葬场，她头顶上，那两座一模一样的高塔里正在冒出焚烧弗雷德最后一丝残骸的烟雾——一道淡淡的灰色烟雾。从开满鲜花的郊外公路上经过的几个行人抬头注视着那道烟雾。这一天火葬场的炉子一直忙个不停。弗雷德已经化作无法辨认的灰烬洒落在绛红色的花朵上，他已经混合到笼罩在伦敦上空的有害的烟雾中。艾达落泪了。
但是哭着哭着，她暗自下定决心。在她沿着有轨电车线一路走回到她所熟悉的那个区域，回到那些酒吧，那些灯光招牌，那些游艺场去时，她的决心一直在增强。人的性格由自己的生活环境所造就，所以艾达的脑子开动起来就像大厦顶上的灯光广告那样简单、那样规律——不停地往外倒酒的玻璃杯，不断旋转的轮子，一明一灭的简单问题：“您用福伦公司的牙膏保护牙齿吗？”如果是为了汤姆，她寻思道，为了克拉伦斯，汉尼基酒馆里那个不老实的老幽灵，为了哈里，她也同样会尽这些力的。这是她为任何人都能做的最起码的事——提出疑问，在验尸时提出疑问，在降神会上提出疑问。有人夺走了弗雷德的幸福，所以应该有人得到报应，也遭受不幸。以牙还牙嘛。如果信奉上帝，你也许会请他来复仇，然而你不能信赖这个天主——这个无所不在的神灵。复仇该是艾达的事，正如报答应归于艾达一样。出租汽车里紧贴着的那张柔软发黏的嘴，电影院里紧握着的那双温暖的手，这就是唯一的报答。而复仇和报答——两者都是乐趣。
电车闪着火星，叮叮当当地顺着泰晤士河堤岸行驶。如果使弗雷德不幸的是一个女人，她就要把自己的这些想法告诉她。如果弗雷德是自寻短见，她就要弄清真相，要让报纸登出这条消息，还该有人得到报应。艾达打算从头开始，一鼓作气追下去。她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头场戏（她在葬礼上一直拿着那份报纸）该从莫莉·平克唱起。此人“据称是一个私人秘书”，受雇于卡特和加洛韦公司。
艾达从查令十字火车站乘车径直来到海滩路那炎热而有风的空气中，阳光照射在汽化器上，忽悠忽悠地颤动。在斯坦利·吉本斯集邮公司楼上的一个房间里，有个蓄着长长的爱德华式花白胡子[14]的男人坐在窗口，用放大镜审视着一张邮票。一辆装着酒桶的大马车沉重地驶过。特拉法加广场上一个个喷泉在嬉戏般地飞溅，好似一朵朵半透明的、给人凉意的鲜花骤然开放，转眼间掉进了灰黑色的污浊喷水池里。得花一些钱，艾达反复对自己说，要想了解事实真相总得破费一点儿。她一边盘算着，一边慢慢地走到圣马丁街上，虽然感到悲痛又已下定决心，她心里却一直默默哼着三句歌词——“这就是激情，这就是快乐，这就是生活”，心跳也随之加快。七晷区有几个黑人穿着整洁的紧身衣服，系着旧的学生领带，闲站在一家酒馆门前，艾达认出了其中的一个，跟他打了个招呼。“生意怎么样，乔？”那洁白的大牙像一排电灯似的在那件色彩鲜艳的条纹衬衫上方的黑暗处闪着亮光。“不坏，艾达，不坏。”
“还犯花粉病吗？”
“挺厉害的，艾达，没见好。”
“回见，乔。”
“回见，艾达。”
到卡特和加洛韦公司需要步行一刻钟，他们的办公室在靠近格雷律师学院边界的一幢高楼的顶层。现在她不得不节省开支，连公共汽车都舍不得坐。当她走到那幢积满尘垢的古老大楼时，发现没有电梯。走上那一级级长长的石阶把艾达累得筋疲力尽。这漫长的一天她都在奔忙，除在火车站吃了个小面包外，什么都没沾过牙。她在一个窗台上坐下，脱下鞋子。她两脚发烫，所以一个劲儿地扭动脚指头。一位老绅士走下楼来。这人蓄着长长的唇髭，脸歪歪的，样子很轻佻。他穿着格子上衣，黄色背心，头戴灰色硬礼帽。他摘下礼帽说：“脚痛了，太太？”一双混浊的小眼睛瞅着艾达的脚，“要帮忙吗？”
“我不许别人抓我的脚指头。”艾达说。
“哈哈，”老绅士笑着说，“你这人真有意思。我就喜欢你这样的人。上去还是下来？”
“上去，一直到顶楼。”
“啊，卡特和加洛韦公司。一家好公司。告诉他们是我叫你去的。”
“你叫什么名字？”
“莫因，查理·莫因。我之前在这里见过你。”
“没有的事。”
“那也许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见过。我总忘不了身段好的女人。告诉他们是莫因叫你去的，会给你优惠的。”
“他们干吗不安个电梯？”
“老派作风嘛。我自己也是老派作风。我在埃普森赛马场见过你。”
“兴许见过。”
“我总认得出爱赌马的女人。要不是那几个叫花子把我身上最后的五镑钱也要去了的话，我一定请你到拐角去喝瓶汽水什么的。我是想去下点儿赌注。这样就只好先回家了。不过等我回家把钱拿来，赌注的赔率就会下跌。这你明白的。你帮不了我的忙吧，我想？两镑就行，查理·莫因。”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不抱希望地瞧着她，显得有些疏远，有些漫不经心；而那件黄背心上的纽扣却随着一颗衰老的心怦怦跳动而颤抖得厉害。
“拿去吧，”艾达说，“我可以给你一镑；快点儿走吧。”
“你真是个大好人。把你的名片给我。我今天晚上就给你汇张支票。”
“我没有名片。”艾达说。
“我的也正好没带在身上。没关系。查理·莫因，由卡特和加洛韦公司转交就成。这里人人都知道我。”
“行了，”艾达说，“我还会再见到你的。我得接着往上走了。”
“拉住我的胳膊。”他把她扶了起来，“告诉他们是莫因叫你去的。特别照顾。”她回过头瞧了瞧石头阶梯转弯的地方，那人正把那张一镑的钞票塞到背心里，一只手摸着发黄的唇髭——唇髭的颜色同抽烟的人的手指头颜色没什么两样——接着，他又把自己的硬礼帽弯成一个角度。可怜的老东西，他一点儿也没有料到会得到这一镑钱，艾达一边这样想，一边望着他带着他那自鸣得意的、年代悠久的绝望走下台阶。
顶层的楼梯平台上只有两扇门。她推开一扇写着“问讯处”的门，莫莉·平克的确是在这里。在一间比放扫帚的柜子大不了多少的小房间里，她坐在一只煤气炉旁嘬着糖。艾达进屋时，一只水壶冲着她咝咝地叫。一张长满雀斑的臃肿的脸转过来，眼睛瞪着她，一句话也不说。
“打扰一下。”艾达说。
“老板出去了。”
“我是来找你的。”
那张嘴咧开了一些，一块太妃糖在舌头上翻动，那只水壶吱吱地尖叫起来。
“找我？”
“是的，”艾达说，“你还是留神看着点儿吧。这壶水快要烧干了。你是莫莉·平克吧？”
“你想喝杯茶吗？”她问。这间屋子从地板到天花板都堆满了文件。一扇小窗子透过那多年没有受到惊动的积尘露出另一排大楼，楼房的窗户排列相同，从这边望过去，就好像镜子里映出来的一样。一张破裂的蜘蛛网上挂着一只死苍蝇。
“我不爱喝茶。”艾达说。
“正好，这里就只有一个杯子。”莫莉说着，把一只破了嘴的厚厚的褐色小茶壶斟满。
“我的一个叫莫因的朋友……”艾达开口说。
“哦，他呀！”莫莉说，“我们刚把他从我们的房子里撵出去。”一本《女士与美》的杂志摊开在她的打字机上，她的眼睛时不时地偷偷去瞟上它几眼。
“从你们的房子里撵出去？”
“一点儿不错。他刚才到这儿来见老板，想拍拍马屁。”
“他见到你们老板了吗？”
“老板出去了。吃块太妃糖吗？”
“吃太妃糖会长胖。”艾达说。
“我有办法抵消：我不吃早饭。”
越过莫莉的头顶，艾达看清了那些卷宗上的标签：“黄泥巷1～6号房租”“巴莱姆威纳吉住宅区房租”……每一份卷宗都透着房产主的骄傲……
“我到这儿来，”艾达说，“是因为你遇见过我的一个朋友。”
“坐吧，”莫莉说，“这是专给委托人坐的椅子，别人不能享用。莫因不是朋友。”
“不是莫因。是一个叫黑尔的人。”
“我再也不想跟这件事沾边了。你还没见到我那两个老板的模样呢，他们大动肝火。因为被警察询问，我只好请了一天假。第二天他们让我晚了好几个小时下班。”
“我只想听听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这两个老板动起肝火来可了不得。”
“我问的是弗雷德——黑尔的情况。”
“我算不上真的认识他。”
“警察询问时你说当时走过来一个男人——”
“不是一个男人，不过是个小伙子。他认识黑尔先生。”
“但是报纸上说——”
“哦，黑尔先生是说过他不认识那个小伙子。我没对他们说假话。他们也没多问我，只是问了问他的举止有没有什么反常的地方。说实在的，根本没有什么可以说反常的。他只不过是吓坏了，没别的。这样的事我们这里多得很。”
“可是这个你没告诉他们吧？”
“又不是什么稀奇事。当时我就明白了，他欠了那个小伙子钱。这种事我们见得多了，就像查理·莫因一样。”
“他是吓坏了，是吗？可怜的弗雷德。”
“‘我不叫弗雷德。’他这样说，口气要多严厉有多严厉。不过我还是看出是怎么回事了。我的女伴也看出来了。”
“那小伙子长什么样？”
“哦，就是个小伙子呗。”
“个子高吗？”
“不是特别高。”
“脸白吗？”
“这我可说不上。”
“多大年纪？”
“跟我差不多吧，我想。”
“你几岁？”
“十八。”莫莉说，两眼挑衅地从那架打字机和那只热气腾腾的水壶后面瞪过来，嘴里嘬着太妃糖。
“小伙子有没有跟他要钱？”
“还没来得及。”
“你别的什么也没注意到吗？”
“他急巴巴地催我跟他一起走。可我走不成，总不能把我的女伴抛在那儿吧。”
“谢谢，”艾达说，“总算了解了一些情况。”
“你是个侦探？”莫莉问。
“哦，不是，我只是他的一个朋友。”
这里头确实有可疑的地方；现在她一点儿也不怀疑了。她重新回忆起他当时在出租汽车里时多么害怕。当她在临近黄昏的阳光下沿着霍尔本街向她在罗素广场后面的住处走去时，她又想起了他在她去厕所前递给她那十先令的样子。这人真是个地地道道的绅士；或许那是他剩下的最后几先令，而那些人——那个小伙子——居然还缠着他要钱。或许他是一个像查理·莫因那样破了产的人。眼下，他在她记忆中的脸渐渐有些模糊起来，于是她禁不住把查理·莫因的外貌特征借了一些给他，至少把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借给他了。喜爱赌马的绅士，慷慨大方的绅士，地地道道的绅士。帝国酒店的门厅里有几个兜揽生意的游商，脖子上的肥肉往下耷拉着；太阳横过那几棵梧桐树渐渐平西；科莱姆街上一个寄宿住宅里催用茶点的铃声响了又响。
“我要去试试招魂板”，艾达想，“试了以后我就明白了”。
她一进自己家门，就瞧见门厅的桌子上有一张明信片，一张布赖顿码头的明信片。“看我迷信不迷信”，她一个劲儿地想，“看我迷信不迷信”。她把明信片翻过来。原来是菲尔·科克里寄来的，邀请她去找他。她每年都收到一张来自伊斯特本或黑斯廷斯的明信片，有一回还是从阿伯里斯特维斯寄来的，但是她从来没有去过那些地方。他不是她喜欢给予希望的那种人，他太文静了，不是她心目中的男子汉。
她走到通向地下室的楼梯口，喊了声老克罗。试验招魂板需要两个人的手指，而且她知道这会给那老头子带来乐趣。“老克罗。”她喊道，低头望着石头台阶，“老克罗。”
“什么事，艾达？”
“我想试一试招魂板。”
她没有等他，而是径自上楼到她那间兼作卧室和起居室的屋子里去做准备工作了。这间屋子朝东，太阳早已照不到了，屋子里又冷又暗。艾达点着煤气炉，拉上那块猩红色天鹅绒的旧窗帘，以便挡住灰蒙蒙的天空和那些烟囱罩。接着，她把那张当床用的长沙发拍打整齐，又把两把椅子拉到桌边。她朝柜子的玻璃门瞅了一眼，赫然映入眼帘的是她自己的生活，舒适的生活——在海滨买的几件瓷器，一张汤姆的相片，从旧书摊买来的一本埃德加·华莱士[15]的书，一本妮塔·赛雷特[16]的书，几张乐谱，《好伙伴》[17]，她母亲的相片，更多的瓷器，几个用木头和橡皮圈制成的小动物，不知谁送给她的一些小摆设，《索莱尔父子》[18]，还有那副招魂板。
她轻手轻脚地把招魂板拿下来，又把柜子锁上。这是一块装着几只小轮子的平滑光亮的椭圆形木板，看上去像是从地下室厨房的抽屉里倒腾出来的一件东西。不过，真正从地下室钻出来的倒是老克罗。他轻轻地敲了敲门，侧身进了屋，一头白发，一张灰脸，一双矿井下运煤小马似的近视眼被艾达台灯上那只光秃秃的灯泡照得直眨巴。艾达把一块粉红色网眼围巾抛在台灯上，帮他把灯光遮暗一些。
“你有什么事要问它，艾达？”老克罗问道。他轻轻哆嗦了一下，又害怕又着迷。艾达削尖了一支铅笔，插到小木板上。
“坐下，老克罗。你一整天都在干什么呢？”
“二十七号举行了一场葬礼，有个印度学生死了。”
“我也参加了一场葬礼，你参加的那场好吗？”
“这年头还有什么像样的葬礼？没有羽毛翎饰，好得了吗？”
艾达在小木板上推了一下，它就在光溜溜的桌面上斜着滑行起来，更像一只甲壳虫了。“铅笔太长了。”老克罗说。他坐下来，双手并拢夹在膝盖中间。他的身子往前凑，盯着那块木板。艾达把铅笔稍稍拧高了一些。“过去还是将来？”老克罗问，有些气喘。
“我问的是今天。”艾达说。
“死人还是活人？”老克罗问。
“死人。我今天下午看着他烧掉的，火葬。行了，老克罗，用你的手指按着。”
“最好把你的戒指脱掉，”老克罗说，“碰上金子会不灵的。”
艾达取下戒指，把指尖放到木板上，木板吱吱叫着离开她，在一张大页书写纸上滑来滑去。“快点儿，老克罗。”她说。
老克罗咯咯一笑，说了句“真淘气”，就把几个枯瘦的指头放到木板的最外边上。由于紧张，他的手指微微颤抖，在木板上叩击了几下。“你要问它什么，艾达？”
“你听见我说话了吗，弗雷德？”
那块板在他们的手指下吱吱地滑起来，在纸上画出这样那样的长线。“它有自己的意志。”艾达说。
“嘘。”老克罗说。
只见后轮子轻轻颠了一下，停住了。“现在咱们可以瞧一下了。”艾达说。她把板子推到一边，两人一起凝视着一条条纵横交错的铅笔线。
“这儿可以看出一个y。”艾达说。
“也可能是个n。”
“反正总有些什么了。再试一试吧。”她把手指牢牢地按到那块板上。“你出了什么事，弗雷德？”话音刚落，那块板就滑了开去。她那不可征服的意志正在通过自己的手指发挥作用，这一回她可不想要那种说不出名堂来的东西了。在那块木板对面，老克罗的一张灰脸全神贯注地皱着眉头。
“它在写——真正的字母了。”艾达得意地说。随着自己的手指逐渐放松压力，她能感觉到那块板稳稳当当地滑了下去，仿佛是去完成另一个人的差事了。
“嘘。”老克罗刚开口，那块板却颠了一下，又停住了。他们把它推开，瞧，纸上明白无误地写着一个单词，字母又大又细，但不是一个他们所认识的词：“sukill”。
“看上去像个名字。”老克罗说。
“肯定有什么意思，”艾达说，“招魂板总是会表达一些意思的。咱们再试试看。”刚说完，那只小小的木甲壳虫便又一次急急滑动起来，画出了它弯弯曲曲的足迹。那只圆圆的灯泡在围巾下发出通红的光，老克罗低声吹着口哨。“行了。”艾达说着拿起了木板。纸上斜着写出了一个长长的、七扭八歪的单词：“fresuicilleye”。
“哎呀，”老克罗说，“这个字好长哟。你甭想从里头找出什么意思来，艾达。”
“真的找不出吗？”艾达说，“哟，这再清楚不过了。fre是fred（弗雷德）的缩写，suici是suicide（自杀）的缩写，还有eye（眼），这就是我一向说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这两个l是怎么回事？”
“我还不清楚，但我要记住这两个字母。”她往椅背上一靠，感受到了力量和胜利。“我并不是迷信，”她说，“可你没法回避这种事情。招魂板什么都知道。”
“它是什么都知道。”老克罗说，嘬着牙齿。
“再试一次？”那块板滑来滑去，吱吱叫着，然而冷不丁地停住了。“菲尔”这个名字赫然映入她的眼帘，一清二楚。
“这个，”艾达说，“这个。”她微微有些脸红。“想吃点儿甜饼干吗？”
“谢谢，艾达，谢谢。”
艾达从柜子抽屉里拿出一只罐头，朝老克罗那边推过去。“是他们把他逼死的，”艾达高兴地说，“我早就知道这里头有问题。看清这个‘眼’字了吧。这就等于告诉了我该怎么办。”她的目光逗留在“菲尔”这两个字上。“我要让那些人后悔自己不该生下来。”她深深吸了口气，舒展了一下她那圆柱般的大腿。“是与非，”她说，“是与非我是分辨得清楚的。”然后她又更专注地思索了一下这件事，带着一声心满意足的叹息说道：“这才是激情，这才是快乐，这才是真正的生活，老克罗。”当她再次说出这些她能给予任何事物的最高赞扬时，那个老头子只顾嘬着牙齿，粉红色的灯光摇曳在那本沃威克·迪平[19]写的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