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达·阿诺德坐在寄宿住宅的床上。有那么一会儿，她搞不清自己究竟是在什么地方。由于昨晚在雪利夜总会喝了太多的酒，此刻，她感到脑袋一阵阵胀痛。她直瞪瞪地看着地板上那只笨重的大水罐和那盆她曾用来敷衍了事地洗了一下身子的脏水，又看了看糊墙纸上那朵朵红玫瑰和一张结婚合影，昨晚的情景又渐渐浮现在她的脑海——菲尔·科克里在门外磨蹭了一阵，在她唇上匆匆吻了一下，就摇摇晃晃地沿着海滨大道走开了，仿佛这就是他所希冀的一切，而当时海潮正在退落。她环视屋子四周：这间屋子在晨光中不如她刚刚订下时那么中看，不过“倒挺实惠的”，她满意地想，“正合我的心意”。
阳光灿烂，正是布赖顿风光最美好的时刻。艾达这个房间外面的过道上撒着沙子，她一路踏着这些沙子下了楼。门厅里放着一只提桶，两把铁锹，门边挂着一条长长的海草，像是晴雨计。地上东一只西一只地抛着好多沙滩上穿的胶底帆布鞋，餐室里传来一个孩子抱怨的声音，翻来覆去地说：“我不玩沙子。我要看电影去。我不玩沙子。”一点钟她要在斯诺餐馆见菲尔·科克里。在那之前还有一些事要办。她得在花钱上有些分寸，别花太多的钱去喝健力士啤酒。在布赖顿住下来花销大，她又不打算拿科克里的钱。她是有良心的，她有这么一条规矩，只要拿了别人的钱就一定得给一些什么作为报答。能不能搞到钱要看“黑小子”了，她必须赶在赛马场上的赔率缩小之前先把这件事办妥——筹集作战的费用嘛。于是她动身前往肯普镇找她唯一认识的赛马赌注登记人老吉姆·泰特——半克朗看台上的“老实吉姆”。
她一走进他的办公室，他就粗声粗气地嚷道：“艾达来啦。请坐，特纳太太。”他把她的姓搞错了。他拿出一盒金雪花牌雪茄朝她这边推过来。“吸支雪茄吧。”他的个子高大得有点儿出奇，那副嗓门儿在赛马场上磨炼了二十年，一发声就像破锣似的又响又哑。他自称是个体态优美、身体健康的汉子，但你若要相信他的话，就得把望远镜掉过头来望他。你走近他身边就会看见他左额上暴起粗粗的青筋，眼球上布满密密的蜘蛛网似的红丝。“嗨，特纳太太——艾达，你看中哪匹马了？”
“黑小子。”艾达说。
“黑小子，”吉姆·泰特重复了一遍，“那是一赔十的。”
“一赔十二。”
“赔率已经缩小了。这礼拜有一大帮子人都押了黑小子。要不是我们有老交情，你连一赔十都搞不到呢。”
“好吧，”艾达说，“给我押上二十五镑。我不姓特纳。我姓阿诺德。”
“二十五镑。你这回赌注下得不小哇，太太。至于你究竟姓什么，由你说好了。”他舔了一下大拇指，开始点钞票。点到一半时，他突然停下，像一只大蛤蟆似的趴在办公桌上一动不动，侧耳细听。从敞开的窗子外传来嘈杂的声音：踏在石板地上的脚步声，吵吵嚷嚷的人声，依稀可闻的音乐声，叮叮当当的铃声，还有英吉利海峡此起彼伏的幽幽浪涛声。他一动不动地坐着，手里抓着那点了一半的钞票。他神色不安。电话铃响了。他让它响了两秒钟，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盯着艾达，然后抓起话筒。“喂，喂，我是吉姆·泰特。”这是一架老式电话。他使劲把话筒贴到耳朵上，坐着不动，只听一个轻轻的声音像蜜蜂似的嗡嗡响了。
吉姆·泰特一手把话筒贴到耳朵上，另一手把那些钞票搂到一起，写了一张收款单。他嗓音沙哑地说：“没问题，科里奥尼先生。我一定照办，科里奥尼先生。”说完砰的一声撂下听筒。
“你写成‘黑狗’了。”艾达说。
他从桌子对面望着她。过了一会儿他才明白过来。“黑狗。”他说罢，哈哈笑了一阵，笑声沙哑而空洞，“我在想什么呀？果真写了‘黑狗’。”
“这说明你有心事。”艾达说。“确实，”他带着令人难以相信的殷勤大声嚷道，“什么时候都有叫人犯愁的事。”电话铃又响了。吉姆·泰特的神色像是怕电话会把他蜇了似的。
“你挺忙的，”艾达说，“我该走了。”
出门来到街上，她东瞧瞧西望望，想看看能不能发现导致吉姆·泰特心神不安的原因；可是什么也没发现——她见到的只不过是阳光照耀下同平日并没有什么两样的布赖顿。
艾达走进一家小酒馆，要了一杯杜罗河葡萄酒。这酒喝下去甜美、暖和、醇厚。她又要了一杯。“科里奥尼先生是什么人？”她问侍者。
“你不知道科里奥尼先生是什么人？”
“几分钟之前才头一回听说。”
侍者说：“他是接替凯特的人。”
“凯特是什么人？”
“你应该问凯特死前是什么人？你知道他在圣潘克拉斯车站被人干掉的事吧？”
“不知道。”
“我看哪，他们本来倒也没打算要他的命，”侍者说，“他们只是想拉他几刀，没想到刀片打滑了。”
“喝点儿酒吧。”
“谢谢。我喝杜松子酒。”
“干杯。”
“干杯。”
“这些我都没听说过。”艾达说。她扭头看了看钟。反正一点钟之前没事干，不妨再喝杯酒，聊一会儿。“再给我来杯酒。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哦，是圣灵降临节以前的事。”现在她的耳朵总是不放过“圣灵降临节”这五个字。这个词意味着很多事物——一张油腻腻的十先令钞票，一级级通向女厕所的白色台阶，一场同她息息相关的悲剧。“那么凯特的朋友们怎样呢？”
“凯特死了，他们也就没什么指望了。这帮家伙没个领头的了。噢，对了，他们跟着一个十七岁的小家伙到处转。这么个小家伙还想跟科里奥尼斗出什么名堂来？”他从柜台上凑过来，小声说，“昨天晚上他把布鲁尔给拉了一刀。”
“谁？科里奥尼？”
“不，那个小家伙。”
“我不知道布鲁尔是什么人，”艾达说，“不过事情倒好像挺热闹的。”
“你等到赛马会开始再看吧，”侍者说，“到那时候才真的热闹呢。科里奥尼一直想要垄断。快，从那扇窗子望出去，你就看见他了。”
艾达走到窗前往外看，她看到的仍然只是她熟悉的布赖顿，就连弗雷德死的那一天她也不曾看到任何不同的东西。只见两个身穿海滩浴衣、手挽着手的姑娘，几辆开往罗廷丁车站的公共汽车，一个正在卖报的男人，一个提着篮子上街买东西的妇女，一个身穿破旧外衣的小伙子，还有一艘正在徐徐驶离码头的游船——船体长长的，闪烁生辉，几乎透明，活像阳光照耀着的一只大虾。她说：“我什么人也没看见。”
“他已经走了。”
“谁？科里奥尼？”
“不，那个小家伙。”
“哦，”艾达说，“就是那个小伙子。”说着回到柜台边，把她的葡萄酒喝干。
“我敢打赌，他有一肚子心事。”
“这么个小家伙不该惹是生非的，”艾达说，“要是我的孩子，我就揍他一顿，不让他这样。”她本想一说完这句话就不去想他，把注意力从他身上移开，让自己的思想像一只巨大的钢铁撒粉器一样绕着轴心转动，却不料猛地想起了一件事：在那个酒吧里，越过弗雷德的肩头她看见过一张脸，听到过一只玻璃杯打破的声音。“那位先生会付钱的。”她有着了不起的记忆力。“你碰见过那个科利·基伯吗？”她问。
“没这么好运气。”侍者说。
“他这样死去好像有点儿不对劲。不会没有一点儿风言风语的。”
“我可什么也没听说，”侍者说，“他不是布赖顿人。这一带没有人认识他，他是个陌生人。”
陌生人，这个词对她来说毫无意义——世界上根本没有使她感到自己是个陌生人的地方。她把杯子里剩下的廉价葡萄酒晃了几下，不知对谁说了句：“生活是美好的。”她总觉得什么东西都跟她沾点儿关系——侍者背后那面做广告的镜子映出了她的身影，海滩少女咯咯笑着穿过海滨大道，开往布洛涅的轮船上钟声叮当作响——这是美好的生活。唯独小伙子从弗兰克旅店出来和回到弗兰克旅店要经过的那片黑暗跟她格格不入，她对自己不理解的东西是不抱同情的。她说：“我该上路了。”
还不到一点钟，不过有几个问题她想在科克里到达之前问一问。她问第一眼看见的女招待：“走运的就是你吗？”
“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女招待冷冰冰地说。
“我是说发现卡片——科利·基伯的卡片的那位。”
“哦，那是她。”女招待鄙夷不屑地说，用涂了脂粉的尖下巴点了一下。
艾达换了一张桌子。她说：“我有一个朋友要来。我得等他，不过我想先看看有什么好吃的。这里的牧羊人派做得好吗？”
“挺不错的。”
“上面烤得焦黄焦黄的吗？”
“是的，又好吃又好看。”
“你叫什么名字，亲爱的？”
“罗丝。”
“哟，我真不相信，”艾达说，“你就是发现卡片的那个幸运儿吧？”
“这是她们告诉你的吗？”罗丝说，“她们还不饶了我。她们认为我不该头一天上班就那么走运。”
“你头一天上班？这倒真是运气挺好。你准不会很快就忘掉那一天的。”
“是的，”罗丝说，“我永远忘不了。”
“我不该一直让你在这里聊天。”
“只要你想聊就行。你就稍微做出些点菜的样子吧。反正也没有别的顾客要照应，整天端这些盘子，我都累得快倒下去了。”
“你不喜欢这工作？”
“哦，”罗丝急忙说，“我没这样说。这是个好工作。我绝对不想换别的什么花样了。要我去旅馆，去切斯曼饭店，我还不干呢，哪怕付我两倍的工资我也不干。这里多气派呀！”罗丝边说边瞪大眼睛打量那一大片漆成绿色的饭桌，一束束黄水仙花，一块块餐巾，一只只酱油瓶。
“你是本地人吗？”
“我一直住在这里的纳尔逊巷——土生土长，”罗丝说，“我喜欢这个职业，因为他们给安排住宿。我屋里只住三个人，我们有两面镜子。”
“你多大了？”
罗丝感激地往桌子上凑过去。“十六，”她说，“我跟他们不这样说。我说十七。要是他们知道的话，准会说我年纪不够大。他们会把我送回……”——她迟疑了许久才说出那个令她反感的字——“家。”
“你发现那张卡片的时候，”艾达说，“一定很高兴吧。”
“哦，可不是嘛。”
“你看能不能给我来一杯烈性黑啤酒，亲爱的？”
“我们要到外面去买了，”罗丝说，“要是你把钱给我的话——”
艾达打开钱包。“我猜你怎么也忘不了那个小个子男人吧？”
“噢，他不是那么……”罗丝刚开口，突然又打住话头，目光穿过斯诺餐馆的窗子，凝视着对面的码头。
“他不是怎么？”艾达说，“你刚才想说什么来着？”
“我记不清了。”罗丝说。
“我只是问了你会不会忘记那个小个子男人。”
“早抛到脑后去了。”罗丝说，“我去把你的酒拿来。哪里要花这么多钱——就一杯烈性啤酒呀？”她边说边抓起两枚一先令的硬币。
“一先令是给你的，亲爱的。”艾达说，“我这个人爱问长问短，这脾气改不掉，生下来就是这样。把他的模样给我讲讲。”
“我不知道。我记不清了。我这个人一点儿也记不住相貌。”
“本来也是，亲爱的，要不然你就会向他当面领奖了。你肯定见过报纸上他的相片吧。”
“我知道。我这方面脑子真笨。”她站在那里，显得苍白、坚决、气急、心虚。
“本来嘛，能到手十镑呢，而不是十先令。”
“我去把你的酒拿来。”
“也许我还是再等等吧。我等的那位先生愿意请我吃午饭，他会付账的。”艾达重新收起那两先令硬币，罗丝的眼睛随着她的手回到她的包里。“不浪费，不愁缺。”艾达温和地说，细细地端详着面前这张精瘦的脸，一张大嘴，一对离得太远的眼睛，还有那苍白的脸色和那尚未成熟的身体。忽然，她又变得嗓门儿老大，高高兴兴了，挥着手大声喊了起来：“菲尔·科克里，菲尔·科克里。”
科克里先生穿着一件色彩鲜艳的运动衣，佩着一枚徽章，衣服里露出一圈硬领子。他看上去好像从来不吃饱饭，好像为了追求一种他始终没有勇气追到底的情感而耗尽了精神。
“打起精神来，菲尔。你想吃什么？”
“排骨和腰花。”科克里先生郁郁地说，“姑娘，我们要酒。”
“酒的话我们要到外面去买。”
“哦，这样的话，就来两大瓶健力士吧。”科克里先生说。
等罗丝回来时，艾达向科克里先生介绍了她：“这就是发现卡片的那个走运的姑娘。”
罗丝向后退了两步，可是艾达紧紧抓住她的黑色棉布衣袖不让她走。“他吃得多吗？”她问。
“我什么也不记得了，”罗丝说，“当真不记得了。”这两个人的面孔在夏日温煦的阳光照射下微微泛出红晕，好像是宣布危险的告示。
“他看上去像不像，”艾达接着问，“快要死的样子？”
“我怎么说得上来？”
“我猜你同他说话了吧。”
“我没同他说话。那会儿我正忙不过来。我就给他送去一杯巴斯酒和一根香肠卷，后来再也没见到他。”她使劲挣脱艾达抓着她衣袖的手，掉头走了。
“你从她身上搞不出多少名堂来的。”科克里先生说。
“不，搞得出来，”艾达说，“比我原先指望的还多。”
“哟，你发现什么不对劲的事了？”
“就是那姑娘刚才说的。”
“她没说几句呀。”
“她说得够多了。我一直感觉这里头有鬼。你瞧，他在出租汽车里跟我说他快死了，我一时还真相信他了——这可把我吓了一大跳，最后他才告诉我说他只是瞎编一通罢了。”
“哼，他就是快要死了。”
“他不是这样的意思。我有我的直觉。”
“不管怎么说，”科克里先生说，“反正有证据，他是自然死亡的。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好操心的。今天天气多好，艾达，咱们到‘布赖顿美人号’上去好好谈谈吧。海上可没有关门时间。说到底，就算他确实是自杀的话，那也是他自己的事。”
“假如他是自杀的话，”艾达说，“也准是被人逼的。我听了那姑娘说的话，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在这里留下卡片的不是他。”
“老天爷！”科克里先生说，“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不应该这样说话。这很危险。”他紧张地喘着大气，喉结在干瘦的脖子的皮肉里上下跳动。
“危险是危险，”艾达说，“不过，对谁危险是另外一码事。”她一边说一边注视着那个穿黑布衣服的十六岁的瘦姑娘缩着身子从旁边走过。姑娘的一只不稳的手端着托盘，她听到托盘上的玻璃杯发出丁零丁零的声音。
“咱们出去晒晒太阳吧，”科克里先生说，“这里不怎么暖和。”他没有穿背心，也没有系领带；他的身子在那件板球衫和运动衣里微微发抖。
“我得动脑子想一想。”艾达又说道。
“我可不想惹出什么事，艾达。他跟你毫不相干。”
“他跟谁都毫不相干，坏就坏在这点上。”艾达说。她一头钻进了自己思想的最深处，从那充满着记忆、本能和希望的内心世界挖掘出她唯一的处世哲学。“我喜欢公平。”她说。说出这句话以后，她心里才好受一些，接着她又以轻快得可怕的口气说道：“以眼还眼嘛，菲尔。你肯一步不离地站在我这边吗？”
他的喉结动了一下。一阵清风——仿佛所有的阳光都是从这阵风里筛出来似的——穿过旋转门吹来，科克里先生感到这阵风一直吹在他皮包骨头的胸脯上。他说：“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给了你这样的想法，艾达，不过我是支持社会治安的。我愿意一步不离地站在你这边。”他被自己的大胆冲昏了头脑。他把一只手搭到她的膝上。“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艾达。”
“有了她对我说的那些，咱们就只有一件事要办了。”
“什么事？”
“找警察。”
艾达一阵风似的飘进了警察局，时而对这个笑一声，时而对那个挥挥手。她根本不认识他们。她显得快活而又坚决；她把菲尔带在身后。
“我要见检察官。”她对坐在写字台边的那个警官说。
“他正忙着呢，太太，你有什么事要见他？”
“我可以等着。”艾达边说边在两件警察斗篷中间坐下。“坐吧，菲尔。”她厚着脸皮对那里的每个人都自信地咧开嘴笑。“酒馆要到六点才开门，”她说，“我跟菲尔在那之前没事干。”
“你有什么事要见他，太太？”
“自杀，”艾达说，“就在你们的眼皮底下，可你们把他说成自然死亡。”
警官瞪了她一眼，艾达回瞪了他一眼。她那双清澈的大眼睛（时不时地喝点酒并不影响这双大眼睛）没有流露任何神情，没有泄露任何秘密。忠诚、善良、快乐都像厚厚的玻璃橱窗前的活动遮板似的落下了。你只能猜测遮板后面究竟有哪些货物——都是盖着纯度印记的完好无损的老式物品，正义，以眼还眼，社会治安，死刑，偶然享受一点儿乐趣；毫无肮脏的东西，毫无见不得人的东西，毫无耻于承认的东西，毫无神秘莫测的东西。
“你不是在拿我开玩笑吧？”警官问道。
“这回不是，警官。”
警官穿过一扇门，随手把门关上。艾达更稳稳当当地在长椅上坐好，尽量让自己安闲自在一些。“这里太闷了，伙计们，”她说，“再开扇窗怎么样？”他们顺从地开了一扇窗。
那位警官在门边叫她。“你可以进去了。”他说。
“走吧，菲尔。”艾达说，推着他一起走进了那间又小又窄的办公室，办公室里弥漫着法国抛光剂和鱼胶的气味。
“这么说，”检察官说，“你是要向我报告一起自杀事件？太太，贵姓？”他们刚才进屋时，他正想把一小罐水果糖藏到电话机和一个记事本后面。
“阿诺德，艾达·阿诺德。我想你办这件事大概在行，检察官。”艾达带着挺重的讥嘲口气说。
“这位是你的丈夫？”
“哦，不是，是个朋友。我只不过是想有个见证人。”
“你要报案的是谁，阿诺德太太？”
“名叫黑尔，弗雷德·黑尔。哦，对不起，是查尔斯·黑尔。”
“黑尔的所有情况我们都了解，阿诺德太太。他纯粹是自然死亡的。”
“啊，不对，”艾达说，“你们不全都了解。他的尸体被发现前两个小时我还跟他在一起，这你们就不知道了。”
“调查时你不在场吗？”
“我直到看见他的相片才知道是他。”
“那你凭什么认为事情不对头呢？”
“听着，”艾达说，“当时我跟他在一起，有件什么事把他吓坏了。我们到了皇宫码头。我要去洗洗脸，可他不肯让我离开他。我只离开了五分钟，他就不见了。他上哪里去了呢？你们说，他去斯诺餐馆吃了午饭，然后继续上路，沿着码头走到了霍夫镇的那个棚子里。你们以为他只是背着我溜了，可是在斯诺餐馆吃午饭，留下那张卡片的不是弗雷德——我是指黑尔。我刚才见过那个女招待。黑尔不爱喝巴斯啤酒——他不会要巴斯啤酒的——可是在斯诺餐馆吃饭的那个人却要了一瓶从外面买的巴斯啤酒。”
“这没什么。”检察官说，“那是一个大热天。他心里又不好受。他对自己不得不做的那些事全都腻味了。即使他弄虚作假，叫个别的什么人去斯诺餐馆，我也一点儿都不会感到惊奇。”
“那姑娘闭口不谈他的事。她知道一些事，就是不肯说。”
“我可以毫不费劲地想出一个解释，阿诺德太太。那个人很可能在留下卡片时跟她讲定了一个条件，要她什么也别说。”
“没这回事。她是害怕了。有人在吓唬她。很可能就是那个人，把弗雷德逼上……而且还有别的情况。”
“对不起，阿诺德太太。这样小题大做纯粹是浪费时间。你也知道我们是验过尸的。根据医学证明，毫无疑问他是自然死亡的。他的心脏有问题。医学上称之为心肌炎。要我说的话，只是天气太热，行人拥挤，劳累过度——加上心力衰竭。”
“我可以看一看验尸报告吗？”
“按惯例是不行的。”
“我是他的朋友，你知道吧，”艾达细声说，“我就想弄个明白，心里会踏实些。”
“好吧，为了令你安心，我就破例让一回步吧。报告就在我这张办公桌上。”
艾达仔细看了一遍。“这位法医，”她说，“他精通自己这一行吗？”
“他是一流的医生。”
“好像挺清楚的，是吗？”艾达说。她又从头看了一遍。“确实查得挺详细的，是不是？嗬，我就是嫁给他也不会对他了解更多了。阑尾炎刀疤，多余ru头，不知道这是什么，肠气不适——我也在一个公休日犯过这个病。实在有点儿不雅，是吗？他不会喜欢这玩意儿的。”她悠闲而和善地沉思着这份报告的内容，“静脉曲张，可怜的弗雷德。这里说他肝不好是什么意思？”
“喝酒太多，就这么回事。”
“倒也不使我惊讶。可怜的弗雷德。嗯，他还有长到肉里的脚指甲。这好像没必要知道吧。”
“你是他的好朋友吗？”
“这个，我们只是那天才认识的。不过我喜欢他。他是一个地道的绅士。要不是那天我有点儿喝醉了的话，这事本来也不会发生。”她猛地把上身往前一挺，“他要跟我在一起准会平安无事的。”
“你是不是看完了报告，阿诺德太太？”
“你们的这位医生，他倒确实什么都提到了，不是吗？伤痕，手臂上表皮擦伤——管它是什么意思。你对这点有什么看法，检察官？”
“什么看法也没有。还不就是公休日里人群太拥挤吗。推来搡去的。”
“哦，别这么说，”艾达说，“别这么说。”她的口气变得怒气冲冲了。“该想想常情。你是否在假日里出去过？你在哪里见过这么拥挤的人群了？布赖顿够大了吧？又不是在电梯里。当时我也在，我还不知道吗？”
检察官固执地说：“你想多了，阿诺德太太。”
“这么说，你们警方什么也不想管了？你们不打算问问斯诺餐馆的那个姑娘了？”
“这桩案子已经了结了，阿诺德太太，就算是自杀吧，又何必翻旧账呢？”
“有人逼他……也许根本就不是自杀……也许……”
“我刚才告诉你了，阿诺德太太，已经结案了。”
“这只是你的看法，”艾达说。她站起身，下巴猛地一摆，招呼菲尔。“没这么便宜的事。”她说，“我还会来见你的。”她走到门口又回头瞧了瞧写字台后面的这位上了年纪的人，用她那毫不留情的充沛精力威吓他。“或许不来了，”她说，“我自己能办好这件事。我不需要你们这帮警察。”（外边那间屋子里的警察们都不安地骚动起来，有人哈哈大笑，有人把一罐鞋油扔到地上。）“我有我的朋友。”
她的朋友——在布赖顿闪烁生辉的明媚风光下到处都有她的朋友。他们乖乖地跟着老婆走进卖鱼的铺子里，他们把小孩玩的铁桶提到海滩上，他们徜徉在一个个酒吧附近，等着开门。他们在码头上欣赏一便士的西洋镜“爱之夜”。只要她招呼一声，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不是呼之即来的，因为艾达·阿诺德站在正义一边。她性情开朗，身体健康，有时还会和最知交的几个人一起喝得醉眼矇眬。她讲究快活，她那丰满的胸脯在老斯泰因路上毫不掩饰地散发着勾魂的魅力，但是，你只要看她一眼就会知道她是非常靠得住的。她不会把你的老底捅到你老婆那里去，她也不会在第二天早晨再让你想起你一心想要忘掉的那种事。她可靠，她善良，她属于安分守法的平民大众；她的乐趣就是他们的乐趣，她的迷信就是他们的迷信（因经常使用而蹭掉了桌面上法国光蜡的招魂板和掷到肩后的盐[26]），她对别人的爱也不比他们更多。
“开支越来越大。”艾达说，“不要紧，赛马一结束就什么都解决了。”
“有人为你下注透风了？”科克里先生问。
“直接从马嘴里听来的。我不该这样说。可怜的弗雷德。”
“跟老朋友说说吧。”科克里先生恳求道。
“快了，别急，”艾达说，“乖乖听话吧，有些事是你料不到的。”
“你总不会还在想那件事吧？”科克里先生试探地问她，“看了那医生写的东西后就不想了吧？”
“我从来不把医生当一回事的。”
“为什么呢？”
“有些事得自己去摸清。”
“怎样摸清？”
“给我些时间。我还没开始呢。”
大海如同横挂在廉价公寓区街道尽头的一条花哨的床单般伸展开去。“瞧你这双眼睛的颜色。”科克里先生若有所思地插了一句，流露出一丝怀旧之情，他又说，“我们现在能不能——就到码头上待一会儿，艾达？”
“行。”艾达说，“码头，咱们去皇宫码头，菲尔。”可是当他们到那里时，她不肯从旋转栅门进去，却像一个小贩似的面对着水族馆和那间女厕站定。“我就从这里开始，”她说，“他就是在这里等我的，菲尔。”越过红绿灯，她凝望着远处她的战场上繁忙的交通，心中开始筹谋划策，调动炮火。这时，在相隔五码远的地方，斯派塞也站着，在等候自己的敌人露面。艾达心中只有一丝小小的疑虑使她的乐观情绪受到干扰。“那匹马一定能赢，菲尔，”她说，“要不然我就挺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