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斯派塞坐立不安。他无事可干。只有赛马重新开始，他的心情才不会这么坏，那时他就不会这样老想着黑尔的事了。使他心烦意乱的是那个验尸证明：“自然原因致死”，而他是亲眼看见小伙子……这里面有些蹊跷，事情不是这么简单。他对自己说，他能面对警方的质询，但是像这样被蒙在鼓里，总担心那验尸结论是否真能带来安全，却实在使人受不了。这里面总有什么阴谋诡计，所以斯派塞在这长长夏日的阳光下整天心神不宁地游荡，总是担心出乱子。警察局、干“那件事”的“地点”，甚至斯诺餐馆，都成了他的徜徉之地。他的目的是要确信所有警察都不在执行任何行动（布赖顿的每一个便衣警察他都认得），并且没有一个警察在探听情况，或者在他们没有理由闲逛的地方兜圈子。他知道这纯属神经质。“赛马一开始我就没事了。”他对自己说，好像一个全身中毒的人相信只要拔去一颗牙齿就会安然无恙。

他提心吊胆地从和霍夫镇交界的地方，从曾经停放黑尔尸体——那个苍白的、有着充血的眼睛和尼古丁熏黄的手指头的尸体——的玻璃棚子一直走到海滨大道。他左脚上长了个鸡眼，走路一瘸一拐，趿拉趿拉地拖着一只鲜橙色的鞋子。他的脸上也生出了疱疹，就在嘴巴四周，这也是黑尔的死造成的。心里害怕，引起肠胃不适，疱疹就出来了——他一向都是这样。

快要走到斯诺餐馆时，他小心翼翼地跛着脚穿过马路，这又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太阳照在那一块块又大又厚的窗玻璃上，发出反光，像汽车前灯似的向他射来。他出了些汗，走过去了。一个声音喝道：“哟，这不是斯派塞嘛！”他当时一直盯着马路对面的斯诺餐馆，没有留心身旁这个人。那人正靠在海滨大道的绿色栏杆上，栏杆下面是铺满圆卵石的海滩。斯派塞猛地转过自己汗津津的脸，说：“你在这里干什么，克拉布？”

“回来不是挺好吗？”克拉布说。他是一个年轻人，身穿紫红色外衣，肩膀活像衣架子，腰细细的。

“那回我们把你撵走，克拉布，我以为你不会再露面了。你变样啦！”克拉布的头发除根部以外都成了胡萝卜色，鼻梁也挺了，还留着疤痕。他曾经是个犹太人，可是一个理发师和一个外科医生改变了他的犹太人容貌。“生怕不换一换自己的嘴脸会让我们认出来吧？”

“嗬，斯派塞，我还会怕你们这帮小子？用不了几天，你们就得称我‘先生’了。我现在可是科里奥尼的左膀右臂呢！”

“我倒一向听说他是个左撇子，”斯派塞说，“等平基知道你回来，就有你受的。”

克拉布哈哈一笑。“平基在警察局。”他说。

警察局！斯派塞的下巴耷拉下来，他走开了，那只橙色的鞋子在石板路面上滑了一下，脚上的鸡眼钻心地痛。他听见克拉布在他身后大笑，一股死鱼味钻进他的鼻孔，他好像生病了。警察局，警察局！这个词就像一个把毒素注入每一根神经的脓包。他回到弗兰克旅店时，那里一个人都没有。他吃力地、吱吱嘎嘎地走上楼梯，经过那朽烂的楼梯扶手，朝平基的房间走去。房门敞开着，从墙上的挂镜上一眼就能看到屋子里空荡荡的，除了撒在地板上的面包屑，没有留下任何信号。要是一个人突然被叫走了，他的屋子大概就会是这副样子。

斯派塞站在衣柜前（胡桃木色的油漆涂得很不匀称），抽屉里没有表示平安无事的字条，也没有警示危险的信号。他上下瞧了一遍，脚上的鸡眼发出阵阵刺痛，穿透全身钻进了脑袋。忽然，镜子里露出了他自己的一张脸：根部已花白的粗粗黑发，脸上一粒粒细小的疱疹，布满血丝的眼球。他觉得自己仿佛正注视着银幕上的一个特写镜头，脑子里一下子闪过一个念头：也许只有一个爱打小报告的人，一个暗中向警察告密的人，才会有这样一副相貌。

他走出这间屋子，面包屑在脚下咔嚓咔嚓地响着。他对自己说，他不是一个告密的人；平基、库比特、达娄，他们都是他的弟兄。他不会拆他们的台——尽管这次杀人的事并不是他干的。他从一开始就反对这样干，他只不过是放了那些卡片，只不过是知道内情罢了。他站在楼梯口，顺着那摇摇欲坠的楼梯扶手往楼下望去。他宁可杀死自己也不想告密，他对着空荡荡的楼梯口喃喃自语，不过他心里知道自己实在没有那样的勇气。还是赶快逃走的好。他怀着思乡之情回想起诺丁汉和一家他熟悉的酒馆，一家他曾希望一攒足钱就买下来的小酒馆。诺丁汉，那是个好地方，那里空气也好，根本没有这种吹在干燥的嘴上像针扎一样刺痛的咸风，那里的姑娘都很善良。如果他能逃走——但是其他人绝不会让他走：他了解的内情太多、太清楚。如今他一辈子也离不开这伙人了。他顺着楼梯望下去，望到那个小小的门厅，那块亚麻油地毡，那架搁在门边托架上的老式电话机。

他正瞧着，电话铃响了起来。他带着恐惧和疑惑盯着楼下的电话机。再有什么坏消息，他可受不了啦！他们都跑哪里去了？莫非都一个个不声不响地溜走，把他给甩了？就连弗兰克也不在地下室。有一股焦味，似乎他留下烧烫的熨斗走了。电话铃响个不停。让它去响吧，他心想，到时候他们总会腻烦的。这一切该死的下流勾当干吗都得要我干呀？电话铃响啊，响啊，响个不停。这个打电话的人也真不容易腻烦。他走到楼梯口，听到这幢静悄悄的房子里到处都响着烧硬橡皮的嗞嗞声，不禁皱了皱眉头。“坏就坏在我的年纪已经不适合了，”他大声说，仿佛是在练习要对平基这伙人做的演讲，“我玩不了这种把戏了。我该养老了。瞧我的头发。我头发都白了，不是吗？我该养老了。”然而，唯一的答复就是那丁零丁零响个不停的电话铃声。

“为什么不能有人来接一下这该死的电话啊？”他冲着楼梯大喊，“莫非什么事都得我干吗？”这时，他仿佛看见自己往一只小孩玩的沙桶里丢了一张卡片，往一只底朝天的船下塞了一张卡片，而这些卡片都是可以把他送上绞刑架的。忽然，他强装出愤怒的样子奔下楼梯，一把抓起话筒，大吼一声：“喂，喂，你是谁呀？”

“是弗兰克旅店吗？”一个声音说道。他一下子听出了那个声音。是斯诺酒馆的那个姑娘。他惊慌地放低话筒等了一下，一个细微的小女孩嗓音从话筒小孔里冲他传来：“劳驾，我要平基听电话。”他感到好像听电话也会暴露他的身份似的。他又听了一次，那个声音急不可待地重复了一遍：“是弗兰克旅店吗？”

斯派塞把嘴移开话筒，很不自然地卷起舌头，装出沙哑、含糊的声音答道：“平基出去了。你有什么事？”

“我要跟他讲。”

“我跟你说了他出去了。”

“你是谁？”那姑娘忽然用惊慌的语气问道。

“这正是我想知道的。你是谁？”

“我是平基的朋友。我得找到他。有急事！”

“我帮不了你的忙。”

“劳驾。你一定得找到平基。他关照过，要我马上告诉他，要是——”那声音渐渐消逝了。

斯派塞对着话筒大喊。“喂。你到哪里去了？要是什么呀？”没有答复。他把话筒紧紧贴到耳朵上倾听，没有说话的声音，唯有电话线里传来嗡嗡声。他使劲摇了几下电话。“总机，喂，喂，总机，”那声音冷不丁地又响了起来，仿佛有人把唱针放到唱片上了。“你还在吗？对不起，你还在吗？”

“我当然还在。平基关照过你什么啊？”

“你得找到平基。他说过他要知道。是个女人。她同一个男人来过这里。”

“你是什么意思——一个女人？”

“打听情况。”那声音说。斯派塞放下话筒。不管那姑娘还有什么别的话要说，都被闷死在电话线里了。找到平基？找到平基管什么用？倒是别人早就把他找到了。而库比特和达娄呢，他们连个信息都没给他就偷偷溜了。即使他真的告发他们，也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是他不想去告发。他不是一个爱打小报告的人。他们都认为他是胆小鬼。他们准以为他会告发的。他甚至连这么一点儿信誉都得不到……几滴自怜的泪珠从那枯老的泪腺里挤了出来。

“我得想一想，”他反复对自己说，“我得想一想。”他打开通到街上的门，走了出去。他甚至没有回到楼上把帽子取来。他的头顶只有几根细细的头发，夹杂着不少头皮屑，显得又干又硬。他快步走着，没有特定的目的地，只是行走在布赖顿每一条跟海滨大道衔接的马路上。“我已经老了，玩不了这种把戏了；我得离开，到诺丁汉去。”他想要独自待一会儿，便走下石阶，来到海滩平地上。这是商店提早打烊的日子，海滨散步场下边每一家临海的小商店都关着门。他时而走在沥青路的边上，时而拖着脚走在布满圆卵石的海滩上。“我不会告密的，”他对那一涨一落的海潮默默自语，“那件事不是我干的，我从来就不想杀死弗雷德。”他走进码头下边的阴影中，正当阴影落下时，有个廉价摄影师用一架盒式相机咔嚓一声给他拍了一张快照，然后把一张单子塞到他手里。斯派塞没有理会。一根根铁柱子沿着湿漉漉的失去光泽的卵石海滩排过去，支撑着他头顶上的微型摩托车赛车道，射击房，西洋镜机器，机械模型，还有“算命机器人”。一只海鸥穿过两根柱子径直冲他飞来，活像一只被困在教堂里的受惊小鸟，然后盘旋着飞出昏黑的铁棚，冲进了阳光。“我不会告密的，”斯派塞说，“除非我不得不……”他被一只破靴子绊了一下，连忙用手扶住石头，才没有跌倒。那些石头只能尝受大海的寒冷，在这些柱子下面从来不曾得到太阳的温暖。

他心想：那个女人——她怎么会知道的——她打听情况是想干什么？我本来就不希望他们杀死黑尔，要我跟别人一起上绞刑架是不公平的，我告诉过他们别这样干。他走到外面阳光下，重新登上海滨大道。只要那些警察看出一点儿苗头，他自忖道，他们准会在这条路上走一走的，他们总会把犯罪经过重演一遍的。他在码头的旋转式栅门和那个女厕之间选了一个地方站好。周围人不多，如果有探子出来活动，他能够轻而易举地认出他们。那一头是皇家阿尔比恩酒店，从格兰德广场到老斯泰因路，他都能看清。英皇阁[27]的淡绿色圆顶仿佛飘浮在灰蒙蒙的树梢上。这一天不是周末，游客稀少。在这个炎热的下午，他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每一个从水族馆下面、从准备好举行舞会的白色平台下面走进小拱廊的人。拱廊位于大海与石墙之间，有几家廉价商店，卖的是布赖顿棒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