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讲述本课程之缘起

首先我应当声明：我不懂国语，我说的话是淮河平原的普通语言，诸位能够听得懂吗？其次，现在讨论的题目是：“中国哲学之精神”，这在本人研究哲学的过程中有些曲折。我三岁读《诗经》，在儒家的家庭气氛中长大，但是进了大学后，兴趣却在西方哲学，后来所读的书和所教的书多是有关西方哲学的。直到抗战时，才有了转变，觉得应当注意自己民族文化中的哲学，于是逐渐由西方转回东方。

这期间还有一段插曲：当时印度刚刚独立，印度的学者拉达克利斯南到中央大学访问，希望中国的政府和学术界能够帮助印度。谈到印度人对印度哲学的兴趣与中国人对中国哲学的兴趣时，他问道：“从中国人念哲学的立场，对于西方之介绍中国哲学是否满意？”我否认他的话。因为哲学大异于任何其他的学问，别的学问可能客观，哲学则不然，尤其是东方哲学，东方哲学所讲的智慧是“内证圣智”（《楞枷经》），外在的经验和事实只能助其发展。东方哲学首先当有内在精神。如果只在外面兜圈子，就根本不是内行。从这个观点来看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虽然目前交通频繁，西方也有不少名家，但是他们的精神与心态还是西方式的，所以没办法透视这种内在的精神。内在观照重于外在观察。他又谈到，虽然西方人重新了解梵文的重要，重新恢复了这种语言，但是仍然不能透入其精神。正因为印度学者不满意西方人之介绍印度哲学，所以才自己出来介绍，他们在语文上受英国的影响，已经可以自由运用了；在这方面中国学者瞠乎其后，因为中国文字复杂微妙，数千年以来形音义虽稍有改变，仍旧是一种活的文字。中国人对此有一种pride（自豪），认为自己的文字足可以表达自己的智慧。古代中国所谓的西方、西天，指的是印度，公元一世纪时，印度思想东渐，当时正值汉代，国势强盛，民族自尊心重，于是设法翻译外来语文。直到六朝隋唐，在各个译场都有许多中国学者专家精通梵文。唐宋以后，重要经典已经译成，便视梵文为不重要，历史上，中国向来很少用外来语文向外人讲述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在近代也很少用西方的语文在西方传播本国思想，不像印度所做的，能够因而使误会渐消。中国思想的介绍大多是由西方来华学者所担任，可是他们的心灵差别仍然存在，使得误解愈来愈多。拉达克利斯南乃向我挑战，用西方文字讲中国思想，我便在中央大学逐渐由西方转回东方。

到了台湾后，我利用一年的休假以英文写成the chinese view of life（《中国人生观》，1956），有人说这书名太谦虚了，此书实写the chinese philosophy of life（中国人生哲学）。初到台大时，我教的仍以西方哲学为主，1964—1966年间在美国任客座教授，与西方哲学直接接触后，发现西方学生对东方哲学常感到困难，我于是由西方说起，辨其好坏，然后再讲东方哲学，使他们更容易了解。在1964年东西哲学家会议中，我谈到“中国形上学中之宇宙与个人”，发现西方哲学家虽然专注于西方的智慧，可是对于东方哲学，尤其中国哲学，并没有难处。在密歇根任教时，发现青年的心态也有些改变了，他们对于东方几位大家，对于中国哲学，渐不感觉困难。回到台大时，反而看到台湾的思想界偏差很大，关于这一点，老一辈的学人要负大责任。近五十年来，中国文化、典章制度、学术，都有现代化的必要，可是他们把现代化只看成西方化，口喊西化，但是对于西化并非由西方的根源谈起，如：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只知道从外表去看；如：政治、经济、商业等，前辈学人对此应为负责，因为这使得近代青年一直觉得西方月亮比东方圆。西方学者固然只从外表看中国，充满误解，但中国学者自己不少人忘本，使得中国青年由文字起到思想习惯，都有一种内在贫乏症。这一点在西方也是一样的，西方人的历史观念以为历史是linear progression（直线的进程），到了近代就把progression（进程）与progress（进步）混而为一，以为一切都是后来居上的。现代西方人说“上帝死了，宗教死了”，但是应当问问“是谁杀死了上帝？谁杀死了宗教？”老实说，就是西方人自己。他们使希腊、中世和近代古典文化都趋于毁灭，只知前瞻而不知回顾。以中世为黑暗时代，只证明说的人是盲目，是知识上的盲目。因此西方青年也有“外国月亮比西方圆”的心理，使得中国、印度、日本的思想也能大畅其行，然而他们的立场只是未来主义，先把自己许多重要的文化遗产都遗忘了，再盲目地追求东方，可是又无法越过语言隔阂，于是谈禅都成了狂禅，并无法解救西方的危机，所找的也根本不是中国文化中的精华。

所以，如果要使东西方相互了解，先应当观念正确，生活在自己的国家民族中，有真正的东方心态，再去研究西方。拿梁漱溟来说吧，他本是一位好学者，可是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却有些根本的误解。譬如说，他一谈到印度佛学，就说印度文化是“向后的文化”，这是根本未曾了解佛学。看到罗素、杜威到中国演讲，以为他们就代表了西方，以为欧洲只有罗素，美国只有杜威；拿这两人去了解西方，自然很浅薄，对下一代青年的影响也就不堪设想了。谈西化，应当原原本本地由希腊到中世到近代到当代。空袋子本身是站不起来的。各主要文化的决定因素，在希腊是哲学，在印度是宗教与哲学，在中国是艺术与哲学；我们承受中国的文化传统，应当在这种优美的精神传统中，先自己立定脚跟，再在自己的立场上发展内在的宝贵生命和创造精神，然后培养成内在的智慧，虚心反省自己的优劣，再原原本本地去看西方文化，以取法乎上，得乎其中。

1966年我回到台湾以后，在中山北路一家书店里，看到一本《中国哲学史》，我真不知道它是怎么写的。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虽然是抄日本宇野哲人的，可是还抄得像样，这一本书却荒谬百出，中国人怎么可能会写出这种书来？我于是放下一切西洋哲学的课程，改教中国哲学，由上古、魏晋三玄、隋唐大乘，到宋明清新儒家哲学，一共花了四年时间，期待能有所收获，可是下一代一些青年毕业后，教这门课仍然感到很困难，我便再重教一遍。辅大是个有新希望的大学，在台复校后充满蓬勃的精神，改掉旧的习气，而由西方哲学原原本本研究起，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新的环境和新的青年，应当有新的希望。要去除旧病，以求得精神健康。我国五千年来，文化智慧的成就，希望同学们能有好的成就，一及百人，百及千人。

我在台大开这门课，第一次四年，第二次三年，只讲到大乘佛学。我摘要地写一部书nature and spirit of chinese philosophy（按，此即后来定名为“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的英文巨著），现在就是根据此书而讲，以英文写作，再以中文讲述，哲学思想原来几乎是不能翻译的，现在经过这两道曲折，难免有不少困难。当代也有不少人谈中国哲学精神，其中有正也有误。像冯友兰的《新原道》由英国人翻译成spirit of chinese philosophy，其中的中国哲学完全是由宋明理学出发到新理学的观念，只占中国哲学四分之一的分量，再加上他之了解宋明理学乃是透过西方新实在论的解释，因此剩下的中国哲学精神便小之又小。西方也有不少人谈中国的intellectual history（学术史），但多半把中国真正的哲学内在精神牺牲了，再以西方的观点去解释，误解难免就越大了……

我这部书是就思想传承、时代背景而作的，以儒家为例，由先秦、两汉、魏晋直下宋明清。在先秦时代产生的许多哲学思想体系，应当就其时代精神去了解；两汉时，由于国家、社会、典章制度都改变了，思想有新的发展，此时的儒家已经大异于先秦的儒家。再到魏晋，儒家衰退，道家兴起，是为新道家，以王弼、何晏为代表人物，何晏号称儒已入道，王弼则将汉代的易学、象数全用新的解释。周易原自乾坤二卦，王弼却由复卦说起，就是不再由哲学上的ontology（本体论）立论，不由乾坤推展到万有，改用me-ontology（超本体论）的方式，由无推展到万有，这是透过道家的解释对儒家完全误解。后代许多人由于文字的困难不能克服，讲儒家由宋儒说起，由北宋五子、南宋及明清新儒家讲起。事实上，宋明是十世纪以后的儒家，已经受六朝佛学、禅宗、新道家、道家等思想所影响，如果说宋明理学可以代表原始儒家，也是一种误解。

近代许多作家并不是作家，而是文抄公，把……(1)以前的著作拿来抄袭而已。西方对于这点却很负责任，都有附注的。不能以为住在这个小岛上面，四面隔绝了，就可以把别人的著作拿来随便抄录。

在胡适的哲学史里面，重要如道家，他却把老子看成反政治意识；孟子的重心明明在教育学说，他却根本没碰上边。另外也有人看佛学非常复杂难以整理，就到日本去乱抄。中国哲学通史很少人能写，为什么原因呢？第一，材料不充分；第二，无法驾驭材料。从三国起，原始佛学由西域（不是印度）介绍过来，后来玄奘去印度才把原始资料取回来。北宋以后能读的人很少，只好束之高阁。古代到北宋的思想危机是原始的儒家、道家、佛学衰退，然后再有新儒家兴起。学术是有时代性的，中国哲学的发展应当先提汉学的各门学问，包括文字、训诂、典章制度等分开，其生命精神才是哲学。如顾炎武、黄梨洲等人是学问家，但不是哲学家。中国哲学到清初已经死了。

所有创造的思想停止了，到今天三百多年，哲学已经死了三个世纪。西方思想于是乘虚而入，朝廷与上大夫所知道的只是天文、科学等应用思想，而无法得到西方思想的精华。

所以今天谈哲学，根本上我们要认真：汉武帝时，原始儒家已经衰退了，汉儒所说的是经学。魏晋到六朝末年，道家哲学也衰退了，道教起而代之。北宋以后，佛学衰退而产生了宋明理学。到了清朝，因受异族压迫，哲学生机早衰，我们如今受外力的激荡，如果回顾西方，尤其是希腊，再对照原始儒家，倒非常相似。如果了解希腊哲学深刻的话，也可以因而更了解我们本身。西方十四世纪时想要复古，回到希腊，但是十四至十六世纪仍然办不到，因为文献缺乏。十八、十九世纪时西方学者所写的西方哲学史，许多成为笑料。后来才有许多希腊文、拉丁文专家，原原本本地从第一手资料去研究，所以十九、二十世纪产生了不少好的哲学史。近年来能写好西方哲学史的人很少，大体上catholic scholar可以胜任这项工作，因为他们可以直通第一手资料。中国哲学史亦然，首先当解决文字的困难，以当时的思想还之于当时，再按系统传续下来，才能获得中国哲学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

二、中国哲学之根本意涵

中国主要的思想体系，是由原始儒家、原始道家、魏晋三玄以及初期大乘佛学（所谓般若学）为基线，再促成六朝后隋唐之中国大乘佛学，这是在形上学方面，由外国传入一种思想，至隋唐而成熟为高潮。此后高潮渐衰，到北宋初年，中国哲学本位的思想才复兴，就是北宋五子的理学，至南宋、明朝转变成心学，到了明末、清代在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上并非高潮，而是渐入颓废。哲学上的衰退仿佛太阳将下山时，再一个回光返照，这就是继宋明理学、心学之后产生的新儒学思想，由形上学之高度深度方面拉下来切近人间世之现实世界，这是因为新儒学多少接上汉学家的思想。清朝中叶以后，哲学死了。此时接触西方思想，科学唯物论便乘虚而入。正如汉末不重原始儒道思想，印度思想便乘虚而入。清代哲学表面上看来是死了，其实它是受到新刺激，在一两百年来，会再有新的高潮，决非肤浅的西化论者所能预料。外在的刺激使内在的创造冲动再生，所以中国一定会再有高度的哲学智慧。这是我的简单的看法和希望。

现在进行讨论课程本身的问题。在此以前，我常告诉同学，学哲学的人第一课题先要请他坐一次飞机。平常由常识看法，吾人生在人世间，但对人世间并没有充分的了解。甚至生在此世，对世界也不知欣赏只知诅咒。稍不如意，便由痛苦经验去误解、诅咒世界，认定它为荒谬。在飞机上，由高空俯视，所谓黑暗痛苦的世界，却有许多光明面。我曾经五次在美加交界的大湖区，由两万尺以上高度再俯视人世间，看到这个世界周遭被极美丽的云霞点着了，成为一个光明灿烂的世界，这种美满的意象，正如heaven on earth（天国临于人间）实现了。关于这点，庄子很清楚，他的精神化为大鹏，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在未上之时，昂首天空苍苍茫茫，而一上之后再俯视此世，由时空相对的观点看来：“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因此人间世亦是美丽的，这可以纠正我们对世界的误解。尤其今天太空人已经指点出了，吾人在地球上看月亮（尤其中秋节），便以种种诗的幻想去欣赏；但是太空人身临其境，看月亮只是荒土一片。反之，由太空视地球，却是五颜六色，辉煌美丽。学哲学的人如果只认识此世之丑陋、荒谬、罪恶、黑暗，就根本没有智慧可言。应该由高空以自由精神回光返照此世，把它美化；在高空以自由精神纵横驰骋，回顾世界人间，才能产生种种哲学和智慧。

再以一个故事为引线，引入原始儒家、道家、佛学之境界。中国文学在戏剧上，序幕时有一献词，以浅近的问题，把其中的文化意涵导引出来。这故事很简单。相传有一富豪，忽然兴之所至，在山水明媚的地方设计一座大厦，建成之后里面空空如也，他说：如有画家在此厅画上一幅巨画，必可满足我的心愿。于是找来一位画家，优予供养。

此画家具有艺术才能，可是外表上怪异，他住入新厦之后，不务正业，整天游山玩水，吟诗作词，两月下来毫无表现。这位富豪附庸风雅，竟也毫不干涉，又过了几个月他才着急了。于是邀请画家进入大厅，将他锁在里面，依旧送上一切供养。可是他依然不画。忽然半年之后灵感一来，便提笔在墙上作画：下画一小孩，小孩手牵一条线上达高空，线的另一端是一只蝴蝶。原本是小孩放风筝。整个空间只是线条加上一只蝴蝶，小孩牵着线，线上表现整个的寥寥天风，鼓动大气，而大气代表的整个力量play upon the thread，小孩感受到整个力量集中在线上，线前把握在他手上。任何人要从事哲学思想体系的建立，除了坐飞机以外，在这世界上要平平实实地像小孩放风筝，虽然不能超升入太空，但是宇宙神奇的创造力量却在风筝的线上鼓动着，而线仍把握在小孩的手中。

在中国思想上这不是忽高忽低的魔术，而是发现中国民族集体智慧的线索。从儒家思想来看，在《汉书·谷永传》里有“建大中以承天心”，吾国古代的传统思想上，总是要发挥中庸或中道的精神。中字代表中国整个的精神。此符号代表整个宇宙全体为一大圆圈，如果站在某一方面，则成为偏见，应该贯穿起来上下皆通，还须如中，使之平衡。《庄子》云：“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就是要了解、把握、体验宇宙全体，才可以安排吾人的生命于其中，贯穿起宇宙生命全体的力量。可见哲学智慧的形成并非单独成就的，哲学的高度发展总是与艺术上的高度精神配合，与审美的态度、求真的态度贯穿成为一体不可分割，将哲学精神处处安排在艺术境界中。所以儒家的主张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就是文化总体须有高度的形上学智慧，高度的道德精神之外，还应该有艺术能力贯穿其中，以成就整体文化。庄子也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中国人总以文学为媒介来表现哲学，以优美的诗歌或造形艺术或绘画，把真理世界用艺术手腕点化，所以思想体系的成立同时又是艺术精神的结晶。由于庄子的影响，唐代大诗人李白就说“揽彼造化力，持为我神通”，把哲学家创造的思想体系，不仅冷冷清清地形成思想的抽象系统，一定还要将整个宇宙的创造力量集中在自己的创造力量中，再表达他的思想，这样一来，这个思想家，这种思想体系才是宇宙形象之美的结晶。

刚才说到画家的一幅画，在广大的空间中贯注广大的生命，形成cosmic play of force，放风筝的人必须能掌握宇宙的所谓天风寥寥，风筝的线贯串宇宙，宇宙一切力量表现于上，把宇宙雄奇的创造力掌握住。从原始儒家看，就是能够直透宇宙大化流行的创造力，把个人的生命当做中心，再贯彻到宇宙的一切神奇奥妙中，如此才能形成中国有创造性的思想家。唐代诗人司空图在作诗的艺术上顶多第三流，但是他在论诗的意境上所写成的《二十四诗品》，每一段都达到极高的诗艺标准。如果我们把其中第八段“劲健”，第一段“雄浑”，第二十四段“流动”以及第三段“织秾”仔细读下来，“劲健”一段中的“形上学基础”乃是整个儒家的周易思想体系。

“行神如空，行气如虹。巫峡千寻，走云连风。饮真茹强，蓄素守中。喻彼行健，是谓存雄。天地与立，神化攸同，期之以实，御之以终。”

这是把整个儒家形上学创造体系的精神表现出来。另外在“雄浑”中则是表现原始道家如老子庄子的生命精神。

“大用外腓，真体内充。返虚入浑，积健为雄。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非强，来之无穷。”

道家在中国精神中，乃是太空人，无法局限在宇宙狭小的角落里，而必须超升在广大虚空中纵横驰骋，独往独来。乘虚凌空是道家的精神，但同时也要“积健为雄”，如大鹏在抟扶摇升空前，要先修养，先培风，积聚精神力量到一定程度才能起飞。就“积健为雄”方面看，原始儒家与道家是一致的。

佛学发展在印度原是多方面的，在西域原重小乘，到中国后只以小乘为外表宗教，只有仪式而无伟大精神，甚至被视为“淫祠”。到了这种思想逐渐在宫廷中生根，士大夫、读书人才将它点化成高度的智慧。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道家的精神，佛学起不了作用。在后汉、三国、西晋时，流行在西域的小乘残破思想被引进来，以中国高度的道家智慧去衡量是无法满足的。于是直接派遣具有高度智慧的人西行印度，接触了印度，接触了印度由小乘进一步发展出的大乘佛学，再以高度的智慧与之结合。于是，以般若为阶梯，形成六朝后隋唐各宗各派的大乘佛学。由此可见，拿空袋子装外来思想是不行的，必须自己先有高度智慧，才能在学术文化上取法乎上，视为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使双方长处都能显出来，道家与佛家的结合过程不是今天高唱全盘西化的人所知道的。不知道取法别人的高度智慧，是无法建立自己丰富的哲学智慧的。

佛学来到中国后，我们以道家的高度智慧相迎，使大乘佛学更进而发展出禅宗的高度智慧，并与儒家性善的精神相结合，使得原本外来的佛学完全变成中国的智慧。这一段历史教训可以让今日肤浅的西化论者得到莫大的教训，如今的西化论者对于希腊的文学、哲学，希伯来的宗教，以及近代的科学文化（并非只是科学唯物论）等，根本都是彻底的误解。因为我们对自己误解，对西方的误解，所以半个世纪以来在思想上缺乏长进，这才是真正的空袋子。如今我们应当重新发掘民族文化的优越，重新创造。

三、研究中国哲学之途径

在正式讨论原始儒家、原始道家以前，应当知道我们的哲学观点是什么？

中国哲学不管向哪一方面发展，都有共同精神，形成中国哲学的同一性，这不是凭空而来，乃是由哲学家心灵深处激发出来的。假使要问：所有这几派中国思想，其代表者本人的内在精神是些什么？简单说来，这种种不同的精神都集中在一点，就是表现在：“向人性深处去了解，然后体会人性本身与其一切努力成就，处处可以看出人性的伟大。”尤其是从儒家开始“在创生不已的世界里面，安排人类的生活，表现人类精神生活的伟大”。道家甚至佛学，都进一步发扬了这一点。苏格拉底曾称颂isocrates，他说：“there is philosophy in the man。”（此人中有哲学）我们可以将它改写为：“there is man in chinese philosophy。”（中国哲学中有人）中国人不仅是冷静的思想家，在他的生命中还有高贵的人性、丰富的情绪与伟大的理性，这些一起发扬出来形成伟大的体系才是中国哲学的特色。

中国哲学的通性是什么？各派代表人物的特性又是什么？

我们前面谈到，哲学在各种文化中都不是单纯发展的，在西方如果不了解希腊的诗歌、雕刻、绘画等艺术上的发展，是不能了解哲学的。尼采曾说，如果希腊哲学只有阿波罗精神，那么它早已枯竭了。但是它另外还有大安理索斯精神，将艺术精神与哲学智慧结合，才形成西方不朽的文化。中世纪吸收了希腊的哲学智慧，但是直到与希伯来的宗教情操结合之后，才形成中世纪宗教文化的高度精神。印度方面，如果只看他的神话文学，可能流于荒诞，但是除此之外，他还有由《奥义书》到各宗各派的哲学，这种哲学智慧与文学，诗歌皆表达在高度的宗教精神中。印度哲学与诗歌大结合，才产生印度高度的宗教与高度的哲学。近代欧洲则由艺术精神与哲学幻想结合，才形成文艺复兴的辉煌。近代西方人把精神渗透到自然界，发掘其秘密，以爱美的艺术精神作引线，渗透到外在的自然界中，发挥他无穷的好奇心，举凡数学与各种物质科学都有艺术精神在后推动，才形成近代的科学文化。所以十七世纪的大思想家多半同时是科学家，可见哲学不是单轨发展的。

回顾中国哲学，在任何时代都要“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以艺术的情操发展哲学智慧，成就哲学思想体系。近代西洋哲学中，哲学的发展是依循逻辑科学方法所指点的路径，再去认识主观世界或客观世界，重点在知识论上面。但是由这种途径想了解中国哲学，只能了解战国时代的刑名家（惠施、公孙龙）或墨家（别墨）而已，但是这些思想在汉代以后就已经不行了。所以我在此不采取逻辑与知识论的途径。还有一点：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自远古以来皆以“正德、利用、厚生”为政治理想的一条路。但是也有些思想家只知道“利用、厚生”，而忘记了出发点的“正德”，成了“缺德”。比如战国末年法家刻薄寡恩的思想便是这种。这种法家的途径中国人不能赞成。所以后来王安石的变法不能成功，我也不取用这种方法来探讨中国哲学。

另外西方中世纪所采的宗教途径方法不错，但不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因为中国是所谓的“chinese precocius culture”（中国的早熟文化），而且中国的文明正如同面对东方升起的光明灿烂的太阳，驱散宇宙间的一切云雾，成为光天化日的世界。这在其他文化中最需要长时期的演变才能达到的，如西方的埃及、希腊、印度等，都经过了长时期的神话时代，直到公元前八、九世纪才逐渐升华。只有中国不同，他在艺术上、雕刻上、文存上固然也表现了一部分，但在《尚书》这部古书中，中国人在精神上最佩服、最醉心的却是尧：“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日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大太阳，成为澈上澈下的理性世界。所以找不到如同希腊homer与hesiod或者印度vedas之类的作品，在中国思想史上最缺乏的是哲学的前奏，或是神话系统。但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神话，而是说像《山海经》、《楚辞》这些神话系统都出现于春秋战国以后，不是哲学、艺术的前奏。所以在中国相当缺乏神秘经验，也就很难采取宗教的途径。

在中国，宗教的本质就是伦理，一开始便是以理性开明的伦理文化代替神秘宗教。而中国文化思想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便已经大致定型了：以理性的道德价值支配人心的情绪，直到东汉佛教传入，情况才稍有改变。大体说来，整个中国哲学是以理性主义为主要部分；西方宗教传入中国，如果在这一点上不能适应，就像佛教如果不哲学化的话，早就亡了，像波斯教、祅教、景教在中国早已成为史迹便是明证。由此更可看出以西方“宗教的途径”研究中国哲学也不易行得通。

如果我们采用形上学的途径，也就是哲学的途径，那么刑名家、法家、墨家也许不同意，真正的宗教家也不完全同意；但是若就中国哲学的发展看来，却是适合历史的真情实况，所以我将采取形上学的途径，至少可以由这个途径来了解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大乘佛学以及新儒学的精神。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此地所说形上学的意义，有一种形上学叫做“超自然的形上学”，如果借用康德的术语加以解释，康德本人有时把“超越的”与“超绝的”二词互换通用，我却以为不可，所谓“超绝的”正具有前述“超自然的”意思，而“超越的”则是指它的哲学境界虽然由经验与现实出发，但却不为经验与现实所限制，还能突破一切现实的缺点，超脱到理想的境界；这种理想的境界并不是断线的风筝，由儒家、道家看来，一切理想的境界乃是高度真相含藏之高度价值，这种高度价值又可以回向到人间的现实世界中落实，逐渐使理想成为现实，现实成就之后又可以启发新的理想。这是我用“超越形上学”的根据。也就是说，一切超越价值的理想不是只像空气般在太空中流动，而是可以把它拿到现实的世界、现实的社会与现实的人生里，同人性配合起来，以人的努力使它一步步实现。在这种情形下，形上学从不与有形世界或现实世界脱节，也绝不与现实人生脱节，而在现实人生中可以完全实现。如此，“超越形上学”在理想价值的完全实现方面看来，又一变而为“内在形上学”，一切理想价值都内在于世界的实现、人生的实现。

我所谓的形上学途径主要是由方法学上来设想，从某些宗教或希腊哲学或近代西洋哲学来看，这些思想体系中的哲学家有一套本领，这本领可以借希腊神话中的一段故事说明：在这神话中，有一人出家远游，回家后一看，竟然故乡的房屋、人物都一分为二，他不知该亲近哪一个，于是思想落入二元论的范畴。二元论的本领是不从全体性来看世界，却总是将完整的世界、完整的人生看出两面来。于是希腊哲学家采取二分法，一边是绝对存有，具有完满价值；另一边是绝对虚无，就是虚妄假相。如此，希腊哲学在精神上陷入二元论，马上落入下界，产生很大的困难：人类的灵魂要作很大的挣扎，经过灵魂迁升，才能达到很高的境界，达到高境界时，再回头看现实世界，就认定它是个罪恶的场所，所以不愿意下来了。如此一来，希腊人在价值方面，借用柏拉图的话，上界与下界之间有一道鸿沟、一道隔阂。超升到精神领域，则同下界脱节；生活在下界，则又与价值理想远离。由此形成了巴曼尼底斯、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思想体系，甚至亚里士多德也想通两界而无法办到。最后，哲学只有达到宗教，成为神学，而科学的发展就比较难于安排了。

上下悬隔的二元论在希腊哲学上是困惑，绞尽了哲学家的脑汁也无法解决。这种思想多少也影响了希伯来宗教，造成宗教上的困惑。虽然基督教有“天国在地上实现”的理想，但是人类生活在世界上，纵然形成一种智慧，也只是对上帝的伪智。这证明了在超自然的宗教世界与现实的人间世界之间的二元论鸿沟很难消除，而真正的天国如要建立起来，自然界是要干掉大部分的。反观中国却一向没有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鸿沟，所以很难接受超自然形上学的思想系统。流行在儒、道、佛、新儒家之中的都是“超越形上学”，承认这个世界可以有价值，而这个价值是由理想世界上流行贯注下来的，连成一系，所以中国思想不可能像近代西洋后期的科学发展那样，产生价值中立主义，以漂白法把价值都漂白了，一旦科学唯物论成立后，再安排宗教生活、艺术生活就相当困难了。

在中国，要成立任何哲学思想体系，总要把形而上、形而下贯穿起来，衔接起来，将超越形上学再点化为内在形上学，儒家中人不管道德上成就多高，还必须“践形”，把价值理想在现实世界、现实人生中完全实现。道家固然非常超越，但是到最高境界时，又以道为出发地，向下流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家理想亦须贯注到现实人生中。中国人之所以不同情小乘佛学，就是因为想逃避现实生活，想逃避黑暗、痛苦。而大乘佛学根据高度的般若精神、智慧精神，才晓得最高的宗教意义不是完成个人生活上的快乐，而是追求整个人类、整个生命的精神解放。中国人所以不重小乘而重大乘，就是因为宗教智慧是以拯救众生、拯救世界为目的；应该不逃避人世间一切艰难痛苦，使般若涅槃与尘俗世界结合在一起。最高的智慧是拯救世界，这才是真正的宗教。哲学上的智慧在中国各种思想发展看来，都是要避免“超自然形上学”的缺陷，而发展“超越形上学”，着重价值理想，这种价值理想又当在现实人生中完全实现，如此方可以拯救世界，拯救人生。

把一套“超越形上学”转变为内在于人类精神、人类生活的“内在形上学”，我所谓的形上学的途径就是采取此种观点。采取这种观点，在思想上要避免两个陷阱：第一是二分法——为了思想便利，采用二分法把宇宙划分为两种境界，人生划分为两种境界，使它们之间脱节，建立不起桥梁。第二是分析法——中国思想外表上看来似乎有缺点，不像近代西方之重分析法；其实中国不是没有，像刑名家、墨家在这方面都有高度发展，但是后来中国人觉得要讲分析就应当彻底，片断的分析是错误的，看了一面就执著了，看了另一面又执著了，如此构成边见，而无法透视宇宙人生意义之全体。所以谈分析就应当分析彻底，使宇宙秘密不论上下左右没有一样遗漏，这才是彻底的分析：整个宇宙的全体、整个人生精神的全体，才能都在吾人面前一起透视出来，然后吾人可以针对宇宙人生各方面所形成的旁通统贯的观地，在精神上超越了，提升起来，再发展一个观点来透视一切透视的系统。如此才知道分析法不到家是虚妄分析，真正彻底的分析才能帮助我们由直觉上把握宇宙人生的全体意义、全体价值与全体真相。在这个意义下，哲学才可以称为体大思精的思想体系。

四、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异

在我们开始谈到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大乘佛学、宋明理学、心学之前，首先我们要把中国哲学的通性特点作一简略的说明。

在许多可能的研究途径里，我选择形上学途径，由于这种选择，便有了着重点。像法家、阴阳家，乃至刑名家、墨家之类，因为他们的形上学气息比较薄弱些，所以以后不花什么时间去讨论，而把重点放在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各派大乘佛学以及宋明新儒家上面。

一提到形上学，就要分清楚：有一种是超绝的形上学（或称为超自然主义的形上学），为什么提到这一点呢？我们看，在世界哲学史上，古希腊中世纪以及近代欧洲，在哲学上都与希伯来宗教有类似的做法，借用怀特海的名词来说，就是运用对比原理的方法，由逻辑看来，这就是以二分法把完整的世界、完整的人生划分成为两截。比如希腊一方面是形而下的物质世界，另一方面是法相世界，即真善美的价值世界！这二分法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两层世界隔绝了；在柏拉图哲学中最严重的问题是“分离”，就是形而上与形而下世界中间，很难建一座桥梁加以沟通。于是使绝对的真善美的价值世界很难在这个世界上完全实现。在希腊如此，在中世亦复如此，拿宗教上的“启示录”为依据，一方面是真正的宗教领域——天国，另一方面是自然界以及人类寄居的人间世。虽然也有人认为天国的精神价值可以完全在人间实现，但是这种“天国临于人间”的理想如果真正实现，中间要经过许许多多的自然灾难，物质世界要毁掉大部分，然后这种精神才能够完全实现。这其中也隐合了超自然形上学，关于这点，可以借英国julian huxley的一段话作简略说明，他说：“今日西方世界正陷于明显的困境，就是两种矛盾的思维方式对立僵持着。其一主张绝对的真、美、义、善皆源于绝对之主，上帝。自然界须由超自然界补足，身体须借灵魂满全，时间则赖永恒成全之。……绝对的纯理性将答复一切可能回答的问题。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是上帝所造的永恒灵魂地位，它将借永恒价值以实现其命运。”（按，以上原为英文，由笔者中译）这正是超自然形上学的一个声明。换句话说：近代一方面是宗教以及同宗教连在一起的超绝形上学，另一方面是近代科学所肯定的自然世界，这两者之间形成强烈的对立。

当然，除了希腊，中世用二分法把完整的世界分成上层世界（精神领域）与下层世界（物质领域）之外，近代欧洲自笛卡儿以后，用了另外一种二分法，让内在的心灵世界与外在的客观自然界形成了对立。

由此看来，近代欧洲哲学除了上界与下界对立，还有内界与外界对立，终于产生知识论上的许多困难。大体上说，西方希腊中世一部分乃至近代，尤其自形上学方面看，总是透过二分法把完整的世界割裂成为两大部分，产生其中严重的连系问题。

由中国哲学看来，却可以避免这项困难，因为中国哲学纵然为理论方便，也将世界分成许多不同的境界，但是每一境界与每一境界之间都有连锁处、贯穿处，而不是对立、分立的。所以中国形上学不是超自然形上学或超绝形上学，顶多只是超越形上学。就本体论来看，宇宙真相固然可以划分为各种相对真相，以及相对真相之后的总体——绝对真相。但是相对之于绝对，不是用二分法割裂开的，而是由许多相对真相集结起来，在一贯之中找一线索，自自然然可以统摄到一最高的真相，以此最高真相是绝对的，并不是与相对系统对立，而是相对系统的贯通。再由价值方面看，不管是艺术价值（美），道德价值（善），或各种知识体系（真理），从艺术、道德、哲学等方面看，各种价值各有其领域与境界，但是每一种都不是孤立系统，而是要与别的美善真的领域之价值，由下面发展上去，一层层向上提升，提高的价值可以回顾贯穿下面的价值，不遗弃它。

比方说，懂画的人就知道：就西洋方面来看，每一张画幅之形成，一定要选择一个观点，透过那个观点采取透视法，才能形成一个画幅；但透视总是相对的，由不同的透视角度可以形成不同的画面，所以由左、由右、由近、由远、由中间，都可以形成许多相对的画面。但是在中国方面，画家却具备一种才能：大的可以画成小，小的可以画成大，因为他并不局限在一特定的观点、只有一个透视境界，而是由地面上的各种不同观地，把精神提升到很高的境界，然后“提其神于太虚而俯之”，产生一个总透视法，透视其他许多相对的透视境界。由此看来，中国所谓的不同哲学境界，最主要须能使之融会贯通，使上下层、内外层的隔阂消除，这才是超越形上学。我们要成立一种哲学思想体系时，不会把精神局限在下层世界，也不会局限在内在主观的心灵境界，总是要突破内界达于外界，突破下层透过中层达于上层。如此，虽然生活于现实世界中，还是可以超脱解放，把精神向上提升，并且就像飞机一般地上升，仿佛与地面脱节了，但是飞机未曾不下来着地的。升到很高的境界——理想之后，还是必须落下来在现实世界中兑现，在现实生命中完成。所以超越的形上学体系完全实现时，必定转变为内在形上学，超越的理想要在现实世界中完成、实现。

中国哲学一向不用二分法以形成对立矛盾，却总是要透视一切境界，求里面广大的纵之而通、横之而通，借周易的名词，就是要造成一个“旁通的系统”。这是中国哲学与其他哲学最大的差异。由于这点差异，中国哲学家在建立思想体系时，有如建筑师之于大厦，其中有各种结构和材料，也有完整的统一性。所以任何建筑无论它在美的理想上如何超越，所用的材料总是地面上的泥沙、木材、钢筋、水泥等物质条件，将这些材料置于建筑的形式中，便立刻由杂乱进入对称和谐，成为一完整的建筑。

现在有许多研究中国哲学的青年，往往在接受训练时，先透过西洋哲学，这一点固然没有错；因为西方对于每一思想进程都有一个方法学的程序，这是很好的训练；但是由于近代哲学深受科学的影响，一次解决一个问题，因而对于哲学里面重要的因素总是采用分析的方式，它的优点是不含混、不笼统，但是其中也有危机：因为使用分析法每次只能处理一个问题，所以对于此问题有关的其他问题就无法兼顾了，那么他透过分析法所了解的对象很容易形成一个孤立系统，他的思想也很容易局限在这个孤立系统中，无法兼顾与此问题有关的重要问题，甚至与解决此问题有关的更重要的因素。如此形成的思想成为孤立系统，在这系统之外都不兼顾，这样使得丰富的系统成为贫乏的系统。所以学西洋哲学一方面要学它的好处，另一方面更要避免孤立系统、形成偏见的危机。

在中国，不但要使超形上学由理想阶段搬到现实世界与人生社会中来完成实现，同时更要放大眼光，透视宇宙的全体、人类生命的多方面，形成一种价值与别种价值相互之连系。中国的形上学可以称为机体形上学，注重机体的统一、思想的博大精深的各方面，而中间还求其会通、求其综合。这样才能避免思想孤立主义所造成的弊端，就是：抽象的分析法只就一边的分析、表层片面的分析，而产生偏颇思想，把丰富复杂的哲学问题、世界系统、人生经验只采取几个要素，其余都排除不去理会。

比如近代的科学唯物论就是现成的例子；假使由西方各种哲学与宗教看来，显然在宇宙中仍有许多不同的精神领域，如道德、艺术、宗教的领域，而构成这些领域的主要因素也都是精神现象；然而由近代的物质科学看来，其方法不是数学抽象法，就是物理实验法，由之而来的结果是：构成宇宙之基本条件都是数量现象，甚至把性质数量化之后，再化为单纯系统，已有的given data不够，则设法产生新的data，透过冷板的实验在原有事实外，追求新事实，在构成的新事实中追求新条件，这新条件又必须是科学仪器、科学心灵所能把握的物质事实，于是形成近代科学家的偏见，好像他们所把握的自然理性就是超然的主宰理性，拿这自然理性就可以把握一切事件的真相，凡不能由此把握的便视之为幻相：一切性质不能化为数量的，就视为幻相，一切价值不能根据近代科学方法处理的也视为幻相，于是乎近代的物质科学思想一转变到抽象精确的阶段时，马上产生思想上的严重错误，他们还要美其名为“价值中立”。于是像宗教不能化成数量条件，他们就要否定；艺术上的美亦不能化成数量条件（近代的抽象画并不代表一切艺术），他们就要回过头到自己主观的心理状态或主观的变态心理里面去追求，结果把真正多在自然界的美或超自然界的美抹煞掉了；也有许多谈伦理学的，把伦理学中善的动机根本去掉，化成一堆现象，而这堆现象可以透过分析的文字、中文的文字来加以描绘，可惜那已经不是善了，而是中性的事实。在这种情形下，近代科学之长足进步，应用到哲学上采取的是部分分析而非彻底分析，抽象的分析而非具体的了解，再加上透过错误的态度，就是对一切神圣的价值、真善美的价值都采取中立主义，结果一切价值几乎都不能谈。如此，除了走向极端的科学唯物主义这条路去，在思想上是完全不能展开新的局面的。

现在，假使我们中国形上学要采取机体形上学的立场，首先对于宇宙应当了解为一整体，然后在宇宙里谈本体论，谈宇宙的真相，就要谈整体的实有界，如果我们认为宇宙真相还可以透过艺术、宗教、哲学、科学，看出它的艺术理想、道德理想、真理理想，然后就可以把真善美的最高标准同宇宙真相贯穿起来，使得宇宙不但不贫乏，反而可以成为更丰富的真相系统，更丰富的价值系统。如果以这种哲学作背景来建立人生的哲学，那么人生决非贫乏的活动，而是可以把一切价值贯通起来，达到儒家在《大学》里面所说的要求——“止于至善”，把一切价值完全实现之后，才能完成最高理想的统一标准。由此看来，如果我们拿这种形上学思想体系来描绘宇宙，而其中又贯穿了极丰富的价值，进而以此思想为背景所形成的生命活动更是一种价值构造，在其中处处可以把握美、善、真，更可以体验到宗教中很高的精神价值。所以，中国的思想不会变成抽象体系，更不会因了抽象而贫乏，不会像近代罗素或穆尔对许多哲学问题不能谈，因为他们在价值方面中立了，无法欣赏美，美在他们的哲学中并无地位；也无法成就善的理想，他们的伦理哲学中只是说空话，而不能谈价值；一提到宗教，他除了做一个无神论者之外，别无办法，因为宗教的神圣价值已被他中立化了，排斥了！

在这种情形下，现在有许多研究当代西洋哲学的人，不能够活泼地将西洋哲学从希腊源头，再从宗教方面之希伯来的源头，一直贯穿过中世纪，到近代第一流的思想家；他们不知道这些背景，而只知道近代变成了逻辑实证论或语言分析学，除此之外一概不知。如此，事实上他面临了哲学的死亡，再去研究哲学，自然是极大的危机。在这一点上，如果透过中国哲学，就不会盲目接受现代西洋哲学上的许多危机，因为哲学中有许多极其重要的问题，在研究中不能用单纯的抽象法、孤立系统，或在价值中立的前提下去面临这些重要的哲学问题。由此看来，年轻一代透过西洋哲学的方法研究哲学，并无错误，但是错误在于不能对西方思想的源流从流溯源、从源溯流，系统地彻底了解，而只知道取它的时髦主义，像逻辑实证论或符号逻辑，或只是透过“日常语言分析”的手法，这些都是近代西方思想发展到了末流所产生的种种危机；如果不知道这些危机，对西方哲学也就一定产生误解，更无法再回头拿中国人的心灵去体会中国人在哲学上所建立的哲学思想体系，所表达的高度的人生智慧，这是很大的教训。如果想要不陷入这种困难，就必须回头了解中国各大派哲学思想体系中的几个要点。

五、中国哲学之通性——一贯之道

中国哲学的许多派别，像儒家、道家、大乘佛学等都不是单纯的体系，每一大宗派中又有许多派别。但是在同一宗派中，不管如何分歧，仍然可以看出几个共同点：

（一）原始儒家

中国哲学家在方法学上，不管建立哪一套思想系统，态度总是要求其博大精深，换而言之，总是要把多元对立的系统化成完整的一体。就儒家而言，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就是说儒家思想是一贯的系统。我们若要了解儒家方面的一贯的精神，首先必须了解曾子所谓的“忠恕之道”，就是要启发广大的同情心；平常在宇宙中与人相处，各人有他独特的境界，你也有自己独特的境界，若你排斥别人在他的境界里所采取的立场，则马上形成偏见；所谓“忠恕一贯之道”就是：我处在此一境界，采取此一观点，同时我还要把我的精神转变到我的境界及观点，因此要有极大的同情心，就你的观点设想你的问题。如此，“忠恕一贯之道”即《大学》中“絜矩之道”，谈之容易，为之则难。“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你们试做做看！今天许多青年在家里面喜欢用一个时髦的名词——代沟，中国人是不讲什么代沟的。如《孝经》中，从不说父亲在家庭系统中是专制魔王，你觉得父亲对你严，等你自己做了父亲，有了小孩，怎么办呢？纵容他吗？或者取同情心为小孩将来的前途设想，就必须纠正他的许多错误。所以忠恕之道、絜矩之道很难做好，等全部做到以后，整个的家庭、社会、宇宙都成为广大同情的领域，每个人都能设身处地以各种观点体察各种人在不同境界中的问题。如此使天下之所有境界纵之而通、横之而通，贯穿起来成为统一的系统。

所谓“一贯之道”，在原始儒家中可以分为：天道、地道、人道。所谓“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所谓“观”乃是“仰以观天文、俯以察地理”，甚至草木鸟兽虫鱼，各方面的现象都须通贯起来，有系统地加以了解，然后才能安排人在宇宙中的生命，认清他有何价值、意义和地位，如此才能谈人道。所谓人道，《中庸》云：“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段话说得很清楚，它是根据《周易》而来的。在《周易》中，乾道自乾卦说起是乾元，坤道自坤卦说起是坤元，乾元坤元是所谓的“宇宙符号”。乾元是大生之德，代表一种创造的生命精神贯注宇宙之一切；坤元是广生之德，代表地面上之生命冲动，孕育支持一切生命的活动；合而言之就是一种“广大悉备的生命精神”，这就是儒家之所本。这种创造的生命精神贯注于天上、地下、人间，人在宇宙间因而可以与天地相抗衡，表现广大悉备的生命精神。中庸之“唯天下至诚”就是要发挥此种生命精神，进而做到：（1）完成自己的生命理想；（2）推广同情心使其余一切人类生命亦得以完成；（3）推及人物，以平等精神体察宇宙间其余一切存在，完成其生命，如此“能尽其性……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人在宇宙中可以发扬同等重要的创造精神，与天地抗衡。如此，人乃是参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同为造物主宰，以此种精神实现普遍的生命意义及价值。这就是儒家的一贯之道。

（二）原始道家

道家的一贯之道，简单而言，可以引庄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来作代表，拿人的精神与宇宙的全体精神贯穿成为一体。但是探本溯源，仍应回到《老子》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由无说到有，由有追到无，到天地之始，万物之母，如此彻底了解后，才可以抵达宇宙之本源、宇宙之秘密，老子用一个字来概括——玄。但不能一玄了事，好像见了大海就沉下去了，不足以发掘其秘密。因此不是一度深去，而是“玄之又玄”，深之又深地向宇宙真相中追求，打破砂锅问到底，将一切秘密追剿出来才可以了解全体。此道家一贯之道乃在“玄之又玄”中，在于mysteriously mysterious mystery，这个词在哲学上是有所本的，柏拉德来（bradley）在（principle of reality）用了一词really real reality。研究哲学如果没有这种本领，就成为皮相的哲学家，很肤浅，如美国实验主义者只看万物的表面价值，而不看真实价值。表相可幻可假，而不是真相。比如剥大蒜，而将表皮一层层剥开至见其核心为止，道家也是要将一切表相幻相了解之后再撇开，向内在深处求其真相。

从老子看来，做学问可以把知识日积月累，终至成为饱学之士，但是作为哲学家则不然。哲学家应把握其一贯之道，片面的知识堆积如山也如同白纸一样。所以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真正的哲学讲智慧，一层层除去表面的偏见、错误，老子以为做学问可以一层一层肯定，但是作为思想家则必须“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如何用？就是面对一现象，要视之为表相，得到一真理，要视之为相对真理，再进而追求真理之内在本质。然而这真理的本身又分许多层，必须穿透到玄奥的深层去，层层向内追求不尽，待一切偏见剥落之后，则真理犹如光明自然显现出来。就如照相可以传貌而不可传神，必须天才画家才能将一个人的内在精神表达出来。对于宇宙真相的了解亦复如此。

我青年时代喜欢照相，有一次在北平天坛，经过多次取景都不理想，有一天傍晚我环着天坛仔细观察，那时正是秋冬之交，一群寒鸦自天空横过，使我的注意力集中到天空，再由那个角度往下俯视，才顿时了悟天坛的全盘美景。真理也是要在层层偏见剥落后才能见到。最后真理豁然贯通在哲学家内在之精神生命中，宛若灵光一现，就如画月时要用烘云托月的手法，而云非月，所谓指不在指，所指在月，而月亦不月，月光最美者乃在水中映现出来。所以真正哲学智慧必须从否定之最高艺术最后显现在哲学家之内在生命中。

如此再看《老子》的第二段：“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我们也可以说，“天才皆知真之为真，斯不真已”。透视一切相对之价值与现象，最后把握真相价值之核心，所以道家讲哲学、讲道不从“有”而从“无”讲，就是不仅从ontology（本体论）讲，还要从me-ontology（超本体论）来讲。表面的“有”不算数，更应向“有”之内在的本质层层追求。所以在哲学中“无”比本体论上的“有”更重要，它是超本体论。所以研究西洋哲学中最高的境界常亦须存而不论，像希腊谈本体论，是透过“相对有”来了解“绝对有”，就道家的观点看，这仍然是止于有；必须用彻底的否定法解开真相表层，才能认识最后真相。

“无”是不能用语言文字描述的深微奥妙，正是老子所谓的“无之以为用”“无为天地之始”，天地之最初秘密并非透过本体论肯定其有，而是透过超本体论看出其隐藏一切表相之后的最后真相，这就是道家之道。

（三）大乘佛学

佛学自后汉传入中国后，借用了道家的语言。大乘佛学谈般若，所谓“菩提”、“菩提道”，菩提就是光明。就光明本身来看，很难了解它是什么。我们透过柏拉图、笛卡儿等人可以设法了解这一层，他们所谓的“地窟比喻”，是说从地洞出来到光天化日之下，反而什么都看不见。所以就菩提谈菩提没有用，必须从烦恼、罪恶、困惑、黑暗来讲。释迦未成道时，只有诅咒世界、罪恶、痛苦、人类，甚至自己。等到他在菩提树下成道之后，将所经历的烦恼、痛苦、罪恶都体会深切，再以智慧提升，便知道这些都不属于自己，所以不再为其沾染，他的智慧使他出离烦恼、罪恶、痛苦，像莲花一般出污泥而不染，又像天女散花时，小和尚拼命躲也躲不开，大和尚却不为所动，花反而无法沾上（《维摩诘经》）。所谓“菩提道”，是将一般人认为真实的世界，用“缘生法”找出它构成的因缘条件。如果不能超出此种束缚，生命必在烦恼圈中永远不止地轮回；如果能够看穿现实世界生命构成的条件，人类生命如何附着在世上的道理，就不再受这套思想的束缚，因为缘生网是假的。思想解放之后才能成立更高的智慧。如僧肇的“般若无知论”看透一切是似而非的知识系统而不再受其束缚，看清现实世界只是似是而非的表层世界，这之后才不会再将生命陷入生死苦海，而得以进入自由的精神世界，得到“真空论”，像老子所谓“为道日损”的办法，以否定态度看透宇宙一切表相而得到精神上的解放。此时，自己有独立自主的精神可以震压宇宙的一切，成就绝对的精神自由，任何黑暗、烦恼、困惑都不能沾染他，这才是真正的精神之觉悟。首先要点点滴滴的培养，最后成为“智慧海”就不仅是知识（一切智），更是“一切智智”，如亚里士多德所谓“知识的知识”，就是从哲学家的内在精神启发出来，亦即《楞伽经》所谓的“内证圣智”。菩提道乃是最大的精神解放，彻底的觉悟。

人类在追求宇宙的真相与价值时，首先当在精神上有高度的启发与成就，然后才可以谈结果，就是：一般的知识可以用来装饰门面，而哲学智慧却是内在的精神，灵光照耀自己、人类、万物、世界。这成就是“光明伟大的精神人格”，亦即个人之精神超升。其气概可以摄取宇宙一切真相和价值于其内在生命，培养出一颠扑不破的人格——此于儒家谓之圣人，道家谓之至人、真人或博大真人；在佛家则由“十地品”地地升进，由凡夫一级一级上升至小菩萨、阿罗汉，不再堕落之后，继续再往上至大菩萨、佛陀，抵达诸佛平等的境界后，再回到世界上同众生一起拯救世界，必须如此，才能完成一个伟大的人格。

在东方，尤其是中国，所谓哲学家并不是在大学中贩卖一些知识的人可以称为哲学家，还早呢！真正的哲学家，精神上首先在宇宙立定脚跟，不沾染低层世界，然后他的精神层层超升、解放，直到精神世界的顶点，在那儿形成不朽的人格，再发出生命的光辉，这样才算是哲学家。在西洋方面，如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所谓哲学家在价值界应当表现纯灵之超升，把下层世界的一切束缚都解放，自己变成纯粹的精神之后，再回到此世间从事各方面的活动，则无事不可，因为他在精神上绝对自由，不至于陷溺在世界的下层，受其羁绊。所以中国哲学家以宋儒的名词来说，应该是“处处表现圣者气象”。那么如何培养圣者气象呢？就是要把自己的生命投到万物、人类广大的生命中，与之合流，然后再与宇宙的精神价值一同超升到很高的境界，才是圣者气象。所以王阳明的弟子说“满街都是圣人”，正是因为他自己的价值标准、修养境界高了，不以鄙陋之心看人类，却以其价值理想看人类，人类的真正价值便立刻显现出来。

六、续论中国哲学之通性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采取超越形上学的立场，再与内在形上学贯通；它以宇宙真相、人生现实的总体为出发点，将人生提升到价值理想的境界，再回来施展到现实生活里，从出发到归宿是一完整的体系，其中的过程是“机体的程序”。中国哲学的内容有三大通性，第一就是孔子所谓的“吾道一以贯之”，将整个宇宙人生形成一贯的总体，儒家如此，道家老子亦云：“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以及“抱一以为天下式”，也表现了道家的一贯之道。但是儒道两家路径不同，儒家从宇宙人生向上发展，把握了理想再在现实生命中完成；老子则将哲学精神与知识精神划分，知识是累积的，自无而至有，自有而更丰富，但累积到很高的程度仍只具有抽象分析性，对宇宙真相终究无法把握，所以老子以为哲学上不止是求知、讲学，还应该讲“道”。“反者，道之动”，就是说：生活在现实世界而对现实不满，生活在表相世界而不满意表相，将现实与表相排遣之后，才能发现真相。求道与求知不同，求道的精神在于揭开表相到最后真相，从而发觉最高价值，所以说“为道日损”，把分析性的知识、表相解放之后，才能把握真正价值。由一切万有论、本体论阅历过，到了超万有论、超本体论，才可以得到哲学的最高智慧。但是，精神造诣达到很高的境界，并非脱离世界，而是仍旧回顾下层世界：“提其神于太虚而俯之”，将超万有论再进而转变为宇宙论与宇宙发生论，把大道的秘密把握住，再以大道为最高顶点，向下说明宇宙的发生经过，“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样把宇宙论放在最后阶段才讲，从理想转变为切近现实，便是道家的一贯之道。

道家根据其本体论推到超本体论、超万有论，是运用思想上“化有为无”的办法。我们可以说，在中国哲学的发展上，若不先有道家的思想体系，则佛教“空”等观念与中国传统思想格格不入，将无从传入中国。佛教初来是借着宗教的外在仪式，曾在《后汉书·楚王英传》中被斥为“淫祠”，被视为怪力乱神，这是因为初来的佛教多为小乘，只具备外表形式而缺乏宗教的内在精神，使中国人无法接受。后来透过老子“无”的观念来了解佛教仪式中所包之精神意义，才逐渐有了转机，就是在后汉到三国之间的小品般若里将“真如”译为“本无”，以老庄哲学的“无”概念来翻译佛学的“空”。魏晋时代，儒家社会逐渐崩溃，新道家兴起，新进的佛教便与新道家结合产生“三玄”，就是以道家为本，吸收外来佛教思想，再转而附会儒家思想，与《周易》结合所形成的。如此，佛教原是宗教，经过哲学化之后，才能融入中国人的内在心灵，而在思想上生根。这点说来容易，事实上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新进的佛教一方面要吸收外来思想，一方面又要补救本身思想的不足。就佛学而言，在知识上所用的文字——无论大乘之梵文、小乘之巴利文，其构造都属于印欧语系，属于分析性的文字，这种文字由哲学的表达方式看，它与希腊和近代欧洲的文字较接近，基本上认为思想不仅是单独的心灵活动，还可用logos精神支配，要以分析性的语文说得抽象细腻才足以表达。

依佛学的知识分类，第一种是“一切知”：这是系统的知识，说明下层欲界之构成、物质世界的各种领域，概括了有形世界所产生的知识系统，属于分析性的科学知识。第二种是“道相智”：这是具备智慧之生命寄托于真知卓识的光明上所形成的，对于这一类人，欲界或物质界的自然知识无法满足他，还须有道德知识、精神知识，也就是形成菩萨所追求的精神人格。最后到达佛陀的境界，这时他仍是人而不是神，其整个生命寄托于完满真理上，把各种分析性知识和道德性知识综合成为一切种智、一切智智。这第三种“一切智智”就是将世上一切分别性知识汇集众流，成为无涯的智慧海，成就佛陀的精神人格——“觉者”，他本身的整体生命成为一片光明，再以这种光明照耀宇宙一切，除却所有的烦恼、罪恶与黑暗。如此，三种差别的世界（欲界、色界、无色界）最后又联结形成一体，以最完满的智慧将三者贯穿起来，这就是佛学的一贯之道。

所以，从儒、道、佛、宋明理学看来，中国的哲学家均有崇高的精神人格。例如儒家的哲学理想归结到圣人，而孔子却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以孔子的精神高度而不敢自称为圣，但是孔子对于“大人”则可以受之无愧，《易·文言传》说“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鬼神合其吉凶”，这就是真正的哲学家，真正的大儒。儒家必须具备的本领是以自己的生命贯通宇宙全体，然后才能“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如此广大的人格足以完成宇宙的一切生命，而如中庸所谓之“赞天地之化育而与天地参矣”。所以儒家精神就是要发挥博大的生命精神，笼罩宇宙一切的一切，彻底了解之后，再安排人类生命的价值与归宿，所以儒家不止是一个人而是超升的个人。

道家也是如此，《道德经》上经描述大道之精神，下经则以圣人做榜样，实现大道精神于其生命中，成就“上德”，此上德就是道家的真人、至人，《庄子·天下篇》则称为“古之博大真人”。如何博大呢？“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又如：“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道家虽无宗教形式，却有真正的宗教精神——“体天无为”，必须如此才能成就道家的理想人格，所以《天下篇》中衡量春秋战国后的许多哲学家不得为博大真人，只能具体而微，“道术将为天下裂”，分装成儒、道、墨、刑名等各得一偏而已，所谓“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皆未能贯而通之，“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只将整全的智慧剖开而分道扬镳。由此看来，道家的理想在于全人格之最高发展、全宇宙境界之直接贯通，最后产生无所不备之高度智慧才是哲学家。明白这点以后，我们再来看佛家的精神。

佛学讲缘生论，以人生为痛苦、黑暗、烦恼之循环，我们将其缘生法之构成——“轮回说”、“业障说”了解之后，再从事反轮回，在精神上求解脱；找到精神出路之后，才能自烦恼界上到自然界，再由自然界提升到出离一切世界之理想世界，亦即哲学上所谓真善美之价值界。至此，再回头居高临下看欲色、色界，则已脱离其束缚，获得精神之自由。

到了宋明理学讲“圣者气象”，就是哲学家的生活不应被低层物质世界所扰乱。而应该“体天地之心”、“体天地生物之心”，为了拯救全体人类的生命和命运而从事生活，一切哲学思想亦应此为大前提来形成一个系统。在哲学上若无这一套观念，则念中国哲学只会走入迷途；若没有圣人的精神、大菩萨的精神、博大真人的精神，以及高度的人格，则成立的思想只是以鄙陋之心成立的。在此，中国哲学家的特性与西方对比之下可以看得更清楚，我们以近代欧洲哲学为例；如果以培根与笛卡儿为开山祖，那么前者提倡科学主义而不是真正哲学；后者为理性派的第一人，但是法国的马里丹却不太看得起他，他说笛卡儿虽是近代第一个思想家，但是却由他开始没有智慧，反观中世纪许多哲学家与圣贤无不具有宗教人格的高尚精神；希腊第一期思想家是自然哲学家，其中赫拉克利图有功于民，毕达哥拉斯只要发现真理就跪拜在宗教的祭坛前，拿科学真理为阶梯使精神向上超升发展，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的知识不仅止于自然界的知识，如柏拉图还发现了高尚的艺术世界、道德领域，把绝对价值的真善美提升到永恒，追求其同一，亚里士多德以后，科学发展成广大的系统，哲学发展则到了微妙境界的神学。只有近代的哲学家才把哲学思想沉浸到歪曲思想中，如培根的科学主义是虚妄的科学主义，笛卡儿谈自然理性却又使它支离破碎，再用些虚妄分析的知识来支配狭小的心灵，以致人格精神堕落，哲学理想丧失，导致真正高尚智慧成为分析性知识，而分析性知识又拉下到物质世界，到经验世界，哲学的领域于是全盘丧失，这就是哲学家的鄙陋之心造成的。我们再回头看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的发展曾经三遭堕落：

第一，暴秦之后产生两汉思想，这时期政治武功昌明，实际上却是精神堕落的时期，这一点司马迁看得很清楚。两汉几乎都是“杂家”，而没有一位创造性的思想家，一般儒生专搞阴阳五行、穿凿附会，对于秦政的遗毒却未能加以补救，所以司马迁以“汉承秦弊”四字概括。由于先有“秦弊”，所以起而革命，但是革命成功了之后在政治上又未能改革，所以汉代没有一位创造性的思想家，是思想堕落的时代。

第二，在唐末五代十国时，不仅原始儒道衰退，连佛学也保不住。这个大动乱时期，政治黑暗，社会崩溃，我们由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中可以看出，直到北宋才从文化、哲学、宗教上复兴，但是明清之后又受异族的压迫而一蹶不振。

第三，鸦片战争后，中国以被侵略的方式遭遇西方文化的冲击，此时西方最精华的思想并未传入，只是以飞机大炮为后盾来摧毁我们国家民族的统一，加以近代教育之错误，使青年总以外国月亮为圆，在精神上萎靡不振；后来虽想迎头赶上，却又食古不化，相继模仿日本、欧洲、美国，而一一失败了，五十年以来使得青年的文化意识、民族精神、人格尊严都丧失殆尽。再加上青年一代由文字起无法看重要典籍，到了五四时代，我也像你们这个年纪时，看看在大学内每一个人都拿着一本书，像十三经、四史、诸子是没有人拿的，拿的总是外国书，而所拿的外国书又不是第一流的。我前几年在美国教书，看到美国的青年也是如此。近代的美国不肯接受欧洲文化，以致伟大的哲学智慧死了，希伯来宗教情操濒于危亡。纯粹科学也遭到了科学革命与科学唯物论。西方自身的哲学、宗教、科学都支离破碎，成为肤浅的知识信念，青年只好转向其他国家的月亮，去学习片面的印度哲学、中国的寒山，而形成嬉痞文化肤浅萎靡的信念。这种风潮之下产生出几种政治怪物，以其狂妄的信念形成制度，支配全世界：现在的政治都是黑暗的权力政治，德、英、美、法都在彷徨。一百年、二百年、三百年后再写这个世纪的历史，一定会把十九世纪末加于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一词加于今天这个时代。今天人类在精神的各方面无一不堕落，哲学上也尽是些肤浅的知识，面对这种时代精神，实在令人垂头丧气；所以今天我们必须重新开辟精神上的光明境界，透过哲学智慧重新创造一新的世界，形成统一的科学思想体系，统一的宇宙构造理论、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终至道德、艺术、宗教领域之次第完成。如此，黑暗时代才有可能重见光明，假使能到这一天，未始不是现代人之福。老子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就是这个意思。

七、中国哲学之各家特点

中国四大思想传统：儒家、道家、佛学、新儒家，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就是哲学的智慧是从伟大精神人格中流露出来的。关于这一点，柏拉图在phaedrus中记载苏格拉底赞美isoerates时曾说“there is philosophy in the man”（此人中有哲学），中国哲学家却要把这句话反过来说，是“there is man in chinese philosophy”（中国哲学中有人）。再看剑桥大学康佛教授（prof．cornford）的prinoipium sapientiae一书，他由比较民俗学的观点谈到西方思想的起源，他认为哲学家是“先知、诗人、圣贤的综合人格”，这一点从比较文化的观点看来，东西皆然。

所谓先知，就是以现在为其发点，凝视未来，眼光在人类的未来前途、命运、结局，亦即vista of the future。

所谓诗人，就是以高度的幻想才情将过去的经验投射到未来，而实际上是reverted past，反映过去的经验，由之导引一套幻想，安排生命在时间之流里。

所谓圣贤，就是站在当今的时空阶段，在现实中发挥生命精神，实践理想，落实于行动，再成就一个伟大人格。

哲学的智慧眼光总是要根据过去，启发未来，而对未来的一切理想又能根据现在的生命、行动去创造，才能构成所谓的“先知、诗人、圣贤的综合人格”，在这种情形下，他的精神眼光才可以贯串过去，透视现在，玄想未来，借用司马迁的名词，一位哲学家应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如此成就的系统知识才可以应付这个世界。哲学家应当回想过去、透视现在、创造未来的蓝图，这不是渺茫的幻想，而是伟大的人格在现实世界里面发扬创造的精神，产生伟大的行动。

这种综合的人格在中国的各派哲学家有其各自的偏向。佛学不仅是一种哲学，也是一种宗教，他系心于人类的未来命运，所以中国大乘佛学表达其思想应重于先知的性格。道家“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属于艺术家，拿艺术家的才情不受现实世界束缚，而能超脱解放到自由之境，应较重于诗人的性格，但有时超脱之后会有看不起世界的危险。儒家则不然，“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一方面有高远理想，但又不能悬空停在价值世界的理想中，同时还要“践行”，要把高尚理想拿到现实世界来实现，以成就“正德，利用，厚生”，在人类社会中满全人类生活，才能成就其仁性，所以较重圣贤性格。

中国思想中，主要是儒家指导中国人的生活；至于道家是像在汉代社会腐化、崩溃之时，也曾出而拯救，使现实可以趋入理想，但真正道家、艺术家却会以此世为无用、为累赘而不愿回顾；魏晋以后，佛学思想进入社会弥补道家之缺陷，但是佛家个人修养到阿罗汉，只是他私人的事，与世界无关，因此许多大菩萨宁可不入涅槃，仍愿回来拯救此世，要把一切一切似是而非的知识系统全部勘破，不受其束缚，然后再可以超脱解放，入于自由领域；也就是透过“真空论”，亦即老子“为道日损”的办法，以否定法把一切宇宙的虚幻假相、痛苦、烦恼、黑暗全部解脱，再以精神来镇压这一切，表现自己的精神之自由，在此自由之前，任何黑暗、困惑、烦恼皆奈何不得。一切最高智慧集成大智慧海，成就一切智智。

（一）儒家

由此看来，这种复合的精神人格非常宝贵，但是哲学家毕竟是人，而人之才情总是有所偏，所以佛学家倾向先知，宗教家、道家倾向诗人、艺术家，儒家则倾向圣贤；但是不管怎么说，都可以说：中国哲学家不是平凡人物，都有杰出的精神，不是代表预言家，就是代表艺术家或圣贤。由此再看他们的另一特点：儒家身份不仅是个圣者，除了圣者之外还有别的特质。我现在想起英国罗素在《哲学论文集》中有一句话：“了解时间的不重要，是智慧之门。”我想他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应当再说：“了解时间的重要，才是智慧之门。”因为儒家从传统方面看，由于承受《尚书》思想的启示，他原可以把精神安排在永恒世界里，但是儒家最重要的哲学宝典是《周易》，而这部书把世界的一切秘密展开在时间的变化历程中，看出它的创造过程，由此看来，儒家若不能把握时间的秘密，把一切世间的真相、人生的真相在时间的历程展现开来，使它成为一个创造过程，则儒家的精神就没有了。所以我说儒家由孔子、孟子到荀子，都可以称为time-man（“时际人”）。

（二）道家

回过头来看道家，情形就不同了。罗素在中国住了一年，事实上他欣赏的是道家，所以才说：“了解时间的不重要，是智慧之门。”所以他在the problem of china一书中对于中国儒家的精神，处处是误解，正因为他自己是道家的气质。现在，记得我在密歇根做访问教授时，曾经问学生：假使老子、庄子的灵魂不灭，再回到现实世界，到了西方，他们最欣赏的必然是太空船与太空人。因为庄子说过“北冥有鱼……化而为鸟，其名为鹏……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要升到高天之上去，所以道家可以称为“太空人”（space-man），这里的太空，并不是几何学、物理学上有形的空间，而是像德国艺术史家wolfflin所谓的诗的空间，因为如果是物理的空间，则在一层层的空间上仍受障碍，而诗的空间则可一直在上界腾云驾雾，超升而了无障碍，如此一来，庄子乃可到达“寥天一”处，再回头看世界，以地为天，以天为地，必然说“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以天为地，才能看出本地的妙处，云光灿烂，仿佛太空人在月球上对地球上所拍摄之照片，成为极美的领域。所以道家事实上是艺术幻想中的太空人，因此精神能如此超升，到达高超的境界，对于世间的许多愚蠢、愚昧、错误的地方才可以原谅。如此回到人间世一，人间世便不是鄙陋世界。

（三）佛家

佛家的精神就大小乘合而言之，可以称为“交替忘怀的时空人”（spacetime man with an alternative sense of forgetting）。如果采取小乘佛学，把人的生命投到现实世界，则现实世界一切生命活动都是昏念妄动，在其中形成贪嗔痴，产生轮回的一大套束缚，使人类永远解放不了。由此看来，小乘佛学里整个世界都是无常，都在时间变化中，看不出其归宿，只能看到轮回中的束缚、烦恼、痛苦。但是大乘佛学却把人的生命经验依轮回的圈套顺流，顺流之后，晓得这段时间束缚的构造，然后再反过来，使时间逆流，把时间之流变系统引导到永恒系统。如此一来，大乘佛学将轮回圈套彻底了解后，另外找出一条相反的道路，由时间生灭变化中指引到永恒境界。因此，大乘涅槃经中从不诅咒世界是变化无常的，反而涅槃经所描绘的世界是永恒的。在小乘佛学讲是“忘掉永恒”，只晓得生命在时间之流中轮回；等他超脱解放到大乘的领域时，他又“忘掉变化”，把时间之流弹指间变成了永恒真理。所以我说佛学家之小乘大乘合而观之可谓为“交替忘怀的时空人”。

（四）宋明理学

至于宋明理学，理学家们承受了三种传统：第一，儒家；第二，道家兼道教；第三，佛学（大半是禅宗），所以宋明理学家主张生命与宇宙配合，产生与天地合而为一、因为一体的境界，具有“时空兼综的意义”，可以称之为“兼综的时空人”（concurrent space-timeman）。从以上几个方面看，才能了解这些传统的特别精神。然后，我们再开始研究儒家。

（选自《原始儒家道家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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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处删去六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