鹊巢

论曰：据诗但言维鸠居之，而序言德如鸤鸠，乃可以配。郑氏因谓鸤鸠有均一之德。以今物理考之，失自序始，而郑氏又增之尔。且诗人本义直谓鹊有成巢，鸠来居尔，初无配义。况鹊、鸠异巢，类不能作配也。鸠之种类最多，此居鹊巢之鸠，诗人宜谓之鸠。以今鸠考之，诗人不谬，但序与笺、传误尔。且鸤鸠，尔雅谓之秸鞠，而诸家传释或以为布榖，或以为戴胜。今之所谓布榖、戴胜者，与鸠绝异。惟今人直谓之鸠者，拙鸟也。不能作巢，多在屋瓦间，或于树上架构树枝，初不成窠巢，便以生子，往往坠𪅏，殒雏而死。盖诗人取此拙鸟不能自营巢，而有居鹊之成巢者以为兴尔。今鹊作巢甚坚，既生雏散飞，则弃而去。在于物理，容有鸠来处彼空巢。古之诗人取物比兴，但取其一义以喻意尔。此鹊巢之义，诗人但取鹊之营巢用功多，以比周室积行累功以成王业。鸠居，鹊之成巢，以比夫人起家来居已成之周室尔。其所以云之意，以兴夫人来居其位，当思周室创业积累之艰难，宜辅佐君子，共守而不失也。此意，诗虽无文，但诗既言鹊成巢之用功多，而鸠乃来居之，则其意自然可见。下言百两者，述其来归之礼甚盛，美其得正也。

草虫

论曰：草虫、阜螽，异类而交合，诗人取以为戒。而毛、郑以为同类相求，取以自比。大夫妻实已嫁之妇，而毛、郑以为在涂之女，其于大义既乖，是以终篇而失也。盖由毛、郑不以序意求诗义，既失其本，故枝辞衍说，文义散离，而与序意不合也。序意止言大夫妻能以礼自防尔，而毛、郑乃言在涂之女忧见其夫而不得礼，又忧被出而归宗，皆诗文所无，非其本义。按尔雅阜螽谓之蠜，草虫谓之负蠜。负形皆似蝗而异种，二者皆名为螽。其生于陵阜者曰阜螽，生于草间者曰草螽，形色不同，种类亦异，故以阜草别之。凡、虫鸟皆于种类同者相匹偶，惟此二物异类而相合。合其所不当合。故诗人引以比男女之不当合而合者尔。

本义曰：召南之大夫，出而行役，妻留在家。当纣之末世，淫风大行。疆暴之男，侵陵贞女。淫泆之女。犯礼求男。此大夫之妻，能以礼义自防，不为淫风所化。见彼草虫喓喓然而鸣呼。阜螽跃跃然而从之，有如男女非其匹偶，而相呼诱以淫奔者，故指以为戒，而守礼以自防闲，以待君子之归。故未见君子时，常忧不能自守，既见君子，然后心降也。其曰陟彼南山，采蕨采薇云者，妇人见时物之变新，感其君子久出，而思得见之，庶几自守，能保其全之意也。

行露

论曰：行露，据序本为美，召伯能听讼，而毛氏谓不思物变而推其类，郑氏谓物有似而非者，士师所当审，乃是召伯不能听审尔。至其下章但云虽速我狱，室家不足，则了无听讼之意，与序相违。且郑又谓露湿道中，是二月嫁娶之时，且男女淫奔，岂复更须仲春合礼之月？又谓六礼之来强委之，且肆其强暴以侵陵，岂复犹备六礼，何其说之迂也！诗人本述纣世礼俗大坏，及文王之化既行，而淫风渐止。然强暴难化之男，犹思犯礼，将加侵陵，而女能守正不可犯，自诉其事，而召伯又能听决之尔。𠰥如毛、郑之说，虽有媒妁而言约未许，不待期要而强行六礼，乃是男女争婚之讼尔，非诉强暴侵陵之事也。且男女争婚，世俗常事，而中人皆能听之，岂足当诗人之所美乎？

本义曰：厌浥行露，岂不夙夜，谓行多露者，正女自诉之辞也。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者，以兴事有非意而相干者也。女子自言，我当多露之时，岂不欲早夜而出行？犹以露多，将被沾污而不行，其自防闲以保其身如此。然不意强暴之男，与我本无室家之道，遽欲侵陵于我，迫我兴此狱讼。虽然，事终获辩者，由召伯听讼之明也。事获辨者，室家不足，与下章亦不女从是也。所谓非意相干者，谓雀无角，不能穿屋矣，今乃以嚅而穿我屋；谓鼠无牙，不能穿墉矣，今乃穴垣而居。是皆出于不意也。谓彼男子于我本无室家之道，今乃直行强暴，欲见侵陵，亦由非意相干也。

抛有梅

论曰：抛有梅，本谓男女及时之诗也。如毛、郑之说，自首章梅实七兮以喻时衰，二章、三章喻衰落又甚，乃是男女失时之诗也。序言召南之国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时。则是纣世男女不得及时，独被文王之化者乃得及时尔。且不及时有三说：礼仪既丧，淫风大行，犯礼相奔者不禁，及遭强暴横见侵陵，则男女有未及嫁娶之年，先时而犯礼者矣。世变多故，兵既丧乱，民不安居，与力不足，则男女有过嫁娶之年，后时而不得如礼者矣。然则先时后时，皆为不及时。而纣世男女常是先时犯礼，为不及时。而被文王之化者，变其淫俗，男女各得守礼，待及嫁娶之年，然后成婚姻为及时尔。今毛、郑以首章梅实七为当盛不嫁，至于始衰，以二章迨其今为急辞，以卒章顷筐墍之为时已晚，相奔而不禁。是终篇无一人得及时者，与诗人之意异矣。郑氏又执仲春之月至夏为过时，此又其迂滞者也。梅实有七，至于落尽，不出一月之间，故前世学者多云诗人不以梅实记时早晚，独郑氏以为过春及夏晚，皆非诗人本义也。古者婚礼不自为主人求我庶士，非男女自相求，学者可以意得也。

本义曰：梅之盛时，其实落者少，而在者七，巳而落者多，而在者三。已而遂尽落矣。诗人引此，以兴物之盛时不可久。以言召南之人，顾其男女方盛之年，惧其过时而至衰落，乃其求庶士以相婚姻也。所以然者，召南之俗，被文王之化，变其先时先奔犯礼之淫俗，男女各得待其嫁娶之年而始求婚姻，故惜其盛年难久，而惧过时也。吉者，宜也，求其相宜者也。今者，时也，欲及时也。谓者，相语也，遣媒妁相语以求之也。野有死𪊽。

论曰：诗序失于二南者多矣。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盖言天下服周之盛德者过半尔。说者执文害意，遂云九州之内，奄有六州。故毛、郑之说皆云文王自岐都丰，建号称王，行化于六州之内。此皆欲尊文王而反累之尔。就如其说，则纣犹在上，文王之化止能自被其所治。然于䓏苡序则曰：天下和平，妇人乐有子。于麟趾序则曰：关雎化行天下，无犯非礼者。于驺虞序则曰：天下纯被文王之化。既？曰：如此矣。于行露序则反有强暴之男侵陵正女而争讼；于桃夭、抛有梅序则又云婚姻男女得时，又似不应有讼。据野有死𪊽序则又云天下大乱，强暴相陵，遂成淫风。惟被文王之化者，犹能恶其无礼也。其前后自相抵牾，无所适从。然而纣为淫乱，天下成风，犹文王所治不宜如此，于野有死麇之序，仅可为是，而毛、郑皆失其义。诗三百篇，大率作者之体不过三四尔。有作诗者自述其言以为美刺，如关雎相鼠之类是也；有作者录当时人之言以见其事，如谷风录其夫妇之言，北风其凉录去卫之人之语，之类是也。有作者先自述其事，次录其人之言以终之者，如溱洧之类是也。有作者述事与录当时人语杂以成篇，如出车之类是也。然皆文意相属以成章，未有如毛、郑解野有死麇，文意散离，不相终始者。其首章方言正女欲令人以白茅包麇肉为礼而来，以作诗者代正女，吉人之言，其义未终。其下句则云有女怀春，吉士诱之，乃是诗人言昔时吉士以媒道成，思春之正女而嫉当时不然，上下文义各自为说，不相结以成章。其次章三句，言女告人，欲令以茅包鹿肉而来。其下句则云有女如玉，乃是作诗者叹其女德。如玉之辞，尤不成文理，是以失其义也。

本义曰：纣时男女淫奔以成风俗。惟周人被文王之化者，能知廉耻，而恶其无礼，故见其男女之相诱而淫乱者。恶之曰：彼野有死麇之肉，汝尚以可食之故，爱惜而包以白茅之洁，不使为物所污，柰何彼女怀春吉士，遂诱而污以非礼，吉士犹然，强暴之男可知矣。其次言朴樕之木犹可用以为薪，死鹿犹束以白茅而不污，二物微贱者犹然，况有女而如玉乎？岂不可惜，而以非礼污之？其卒章遂道其淫奔之状曰：汝无疾走，无动我佩，无惊我狗吠。彼奔未必能动我佩，盖恶而远却之之辞。

以时发矢射羓，下句直叹驺虞不食生物，𠰥此乃是剌文王曾驺虞之不𠰥也，故知毛、郑为失。

本义曰：召南风人美其国君有仁德，不多杀以伤生，能以时田猎，而虞官又能供职，故当彼葭草茁然而初生，国君顺时畋于驺囿之中，搜索害田之兽，其驺囿之虞官乃翼驱五田豕以待君之射。君有仁心，惟一发矢而已，不尽杀也，故时之。首句言田猎之得时，次言君仁而不尽杀，卒叹虞人之得礼。

柏舟

论曰：我心匪鉴，不可以茹。毛、郑皆以茹为度，谓鉴之察形，不能度真伪。我心匪鉴，故能度知善恶。据下章云：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毛、郑解云：石虽坚，尚可转；席虽平，尚可卷者，其意谓石席可转卷；我心匪石席，故不可转卷也。然则鉴可以茹，我心匪鉴，故不可茹，文理易明。而毛、郑反其义，以为鉴不可茹，而我心可茹者，其失在于以茹为度也。诗曰：刚亦不吐，柔亦不茹。茹，纳也。传曰：火日外景，金。水内景。盖鉴之于物，纳影在内。凡物不择妍媸，皆纳其景。时诗人谓卫之仁人，其心非鉴，不能善，恶皆纳，善者纳之，恶者不纳，以其不能兼容，是以见嫉。於在侧之群小，而独不遇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者，本谓仁人为群小所怒，故常惧祸而忧心焉。如郑氏云德备而不遇，所以愠者，则是仁人愠群小尔。以文理考之，当是群小愠仁人也。居诸，语助也。日月，诗传云日乎月乎者是也。胡迭，更互之辞也。日居月诸，胡迭而微者，谓仁人伤卫日往月来而渐微尔，犹言日朘月削也。安有大臣专恣，日如月然之义哉？

击鼓

论曰：击鼓五章，自爰处而下三章，王肃以为卫人从军者与其室家诀别之辞，而毛氏无说。郑氏以为军中士伍相约誓之言。今以义考之，当时王肃之说为是。则郑于此诗一篇之失太半矣。州吁以鲁隐四年二月弑桓公而自立，至九月如陈见杀。中间惟从陈、蔡伐郑，是其用兵之事，而谓其阻兵安忍，众叛亲离者，盖卫人以其有弑君之大恶，不务以德和民，而以用兵自结于诸侯，言其势必有祸败之事尔。其曰众叛亲离者，第言人心不附尔，而郑氏执其文，遂以为伐郑之兵，军士离散。按春秋左传言伐郑之师围其东门，五日而还，兵出既不久，又未尝败，衄不得有卒伍离散之事也。且卫人暂出从军，已有怨剌之言，其卒伍岂宜相约偕老于军中？此又非人情也。由是言之，王氏之说为得其义。

本义曰：州吁以弑君之恶自立，内兴工役，外举兵而伐郑国，数月之间，兵出者再，国人不堪，所以怨剌。故于其诗载其士卒将行，与其室家诀别之语，以见其情，云：我之是行，末有归期，亦未知于何所居处，于何所丧？其马𠰥，求与我马，当于林下求之。盖为必败之计也。因念与子死生勤苦，无所不同，本期偕老，而今阔别，不能为生。吁嗟！我心所苦如此，可信，而在上者不我信也，洵亦信也。𠣻有苦叶论曰：诗剌卫宣公与夫人并为淫乱，而郑氏谓夫人者，夷姜也。夷姜，宣公之父妾也。宣姜者，宣公子急之妇也。此二人皆称夫人，皆与宣公为淫乱者。考诗之言，不可分别，不知郑氏何从知为独剌夷姜也。按史记夷姜生子曰急，其后宣公为急娶齐女，夺之，是为宣姜。学者因附郑说，谓作诗时未为急娶，故当是剌夷姜。且诗作早晚不可知，今直以诗之编次偶在前尔，然则郑说胡为可据也？据诗墙有茨剌公子顽云：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盖甚恶之之辞也。宣公蒸父，妾淫子妇，皆是鸟兽之行，悖人伦之理，诗人剌之，宜为甚恶之辞也。今郑氏以𠣻叶苦，济水深，为八月纳采问名之时，又以深厉浅揭喻男女才性贤不肖，长幼宜相当，乃是剌婚姻不时，男女不相当之诗尔。且蒸父妾夺子妇，岂有婚姻之礼，安问男女贤愚长幼相当与否。盖毛郑二家不得诗人之意，故其说失之迂远也。昔鲁叔孙穆子赋𠣻有苦叶，晋叔向曰：苦𠣻不才，供济于人而已。盖谓要舟以渡水也。春秋国语所载诸侯大夫赋诗，多不用诗本义，第略取一章或一句假借其言，以苟通其意，如鹊巢、黍苗之类，故皆不可引以为诗之证。至于鸟兽草木诸物常用于人者，则不应谬妄。苦𠣻为物，当毛、郑未说诗之前，其说如此，𠰥穆子去诗时近，不应谬妄也。今依其说以解诗，则本义得矣。毛、郑又谓飞曰雌雄，走曰牝牡。然周书曰牝鸡无晨，岂为走兽乎？古语通用无常也。

本义曰：诗人以腰𠣻叶以涉济者，不问水深浅，惟意所往，期于必济。如宣公蒸淫夷、宣二姜，不问可否，惟意所欲，期于必得，不惧灭亡之罪。如涉济者，不思沈溺之祸也。济盈不濡轨者，济盈无不濡之理，而涉者贪于必进，自谓不濡，又兴宣公贪于淫欲，身蹈罪恶而不自知也。雉鸣求其牡者，又兴夫人不顾礼义，而从宣公，如禽鸟之相求，惟知雌雄为匹，而无亲疏父子之别。簌簌鸣雁，旭日始旦。士如归妻，迨冰未泮。言士之娶妻，犹有礼别。宣公曾庶，士之不𠰥也。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须我友者。谓行路之人众皆涉矣，有招之而独不涉者，以待同行不忘其友也。以剌夫人忘已所当从，而随人所诱，曾行路之人不如也。凡涉水者，浅则徒行，深则舟渡。而腰𠣻以涉者，水深而无舟，盖急遽而蹈险者也。故诗人引以为比。

诗本义卷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