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讲起新史学来，总有一个不能忘掉，而亦不该忘掉的人，那便是梁任公先生。梁先生的史学，用严格的科学眼光看起来，或者未能丝丝入扣。从考据上讲起来，既不能如现代专家的精微，又不能如从前专讲考据的人的谨严，他所发表的作品，在一时虽受人欢迎，到将来算起总账来，其说法能否被人接受还是有问题。但他那种大刀阔斧，替史学界开辟新路径的精神，总是不容抹煞。现在行辈较前的史学家，在其入手之初，大多数是受他的影响的，尤其是他对于政治制度，社会情形，知道的很多；他每提出一问题，总能注意其前因后果，及其和环境的关系，和专考据一件事情，而不知其在历史中的地位的，大不相同，所以其影响学术界者极大。还记得前清光绪末年，他办《新民丛报》时，本来是主张革命的，在《新民丛报》第十八期以前，宗旨颇为激烈。到第十九期，刊载出一封康有为的信来，亟言革命之事，易发难收，不可不慎。从此以后，他的宗旨，也就渐渐地变了，而成为君主立宪派，和办《民报》的胡汉民等人，辩论得很为激烈，这是当时政见不同的问题，在今日，自不必再去论其谁是谁非。但我还记得他的一句话，他引俗话的“相见好，同住难”以言当时革命党的内部，不能无问题。照他们那种急功近利的见解，径行直遂的手段，一定要招致危险的，果然，自辛亥以来，问题起于革命党内部的极多，影响于大局的亦极大，老实说：二十年来的内争，所丧失的人力物力何限？所招致的外患又何限？直到今日，还有因私人的恩怨，而不恤倒行逆施的人。他当日所顾虑的，有一部分，就竟和预言无异了。到宣统初年，他改办《国风报》了。我在他的发刊词里，也还记得一句话。他说：“照我们中国历史上的情形看起来，每到九州扰攘，蜩螗沸羹之际，而非常之才出焉。所以前途决无所虑。”果然，最近三年来，我们遇见旷古未有的危难，亦自有旷古未有的英雄出来，领导我们奋斗。他的希望，又和预言一般的应验了。然则一切事情，都给已往规定了，只要知道历史，就能够预测未来么？然而当西力东侵之时，我们所以应付他的，又何尝不本于历史上的知识？其结果又足如何呢？

历史是这样的：你要拘泥着他，说将来的事情，一定和已往的一样，我们可以抄袭老文章来应付新环境，那一定要上当的。因为社会是刻刻在变动的，并不和自然现象一般，翻来覆去地专走老路。从前的人，认一治一乱为循环，只是把自然界的现象误推之于人事（中国人循环的观念，其根源是从《易经》上来的，《易经》上此项思想，其根原乃从观察寒暑昼夜等而得，根本是自然界的法则，并不是人事的公例，此正不独《易经》为然。古今中外的哲学，误将自然界的法则，硬推之于人事的很多，此等笼统虚缈的观念，看似根据坚强，实多牵强误谬。将来社会科学进步，必须要纯粹从社会现象上归纳出原理原则来，将此等笼统玄妙的观念，一扫而空之然后可。从社会现象上归纳出来的原理原则，固然仍可和自然现象的原理原则相通，然两者各有其独立的立场，而后会通之以建立更高的原理则可。若于社会现象，实无彻底的研究，而姑借用自然现象的原理原则则不可。此意，好学深思之士，必能知之）。你要是把它抹煞了，一切眼前的问题，即本于一个人的见解，即所谓私智者来应付，那又是要上当的。因为社会虽不是一成不变，而其进化，又有一定的途径，一定的速率，并不是奔轶绝尘，像气球般随风飘荡，可以落到不知哪儿去的。所谓突变，原非不可知之事，把一壶水放在火炉之上，或者窗户之外，其温度之渐升渐降，固然可以预知，即其化汽结冰，又何尝不可预知呢？

然则世事之不可预知，或虽自谓能知，而其所知者悉误谬，实由我们对于已往的事，知道得太少，新发展是没有不根据于旧状况的。假使我们对于已往的事情，而能够悉知悉见，那么，我们对于将来的事情，自亦可以十知八九，断不会像现在一般，茫无所知，手忙脚乱了。但是社会的体段太大了，对于已往的事，悉知悉见，几乎是不可能；即求大体明白，亦和我们现在的程度，相差很远。假定地球上之有人类，是最近五十万年之事，我们所有的历史，远的亦不过五千年左右，而其中的强半，还是缺佚、错误、不可依据的，现在史学家工作之难，就是为此。人类已往的事情缺佚错误的，那是由于人类从前文化程度的低下，不知道把该记录的事情记录下来之故，现在史学家的工作，就是要把从前所失去的事情，都补足，所弄错的事情，都改正。这是何等艰巨的工作？现在史学家的工作，简言之，是求以往时代的再现。任何一个时代，我们现在对于它的情形，已茫无所知了，我们却要用种种方法钩考出这一个时代的社会组织如何，自然环境如何，特殊事件如何，使这一个时代，大略再现于眼前。完全的再现，自然是不可能，可是总要因此而推求出一个社会进化的公例来，以适用之于他处。如此，所积者多，互相补足，互相矫正，社会进化的途径，就渐渐明白了，这才是用客观的方法，从人类社会的本身，钩求出来的进化的原理原则，和从前的人，贸然把自然界的原理原则等，硬推之于人事界的不同。于是有收集材料的人；有根据他种科学从事解释的人；有汇集众人研究所得，观其会通的人；万绪千端，随在都可以自见，承学之士，正可各就其性之所近而致力；而其中大概可分为通史和专门史两门。专门史是注重于搜罗某种材料的，通史是注重于观其会通的。专门之中有专门，通之上又有通，其层累曲折，难以一言尽，而其性质则不外乎此，这是史学上的一条大路。

史学的意义，在科学的立场上讲，固然是很为严格的；从应用一方面讲，其意义都又极其广泛。我们现在，再说什么以史事为前车之鉴，以古人的行事为法戒，怕略知史学的人，都会笑我们见解的陈腐。可是严格地依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人少，和历史有接触的人多，我们不能禁止不治史学的人和历史接触，我们就希望其从历史上得到些益处。一种学问，可以益于人之处，是很广泛的，所谓开卷有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方面原不能限定。在《三国志·吕蒙传注》里，曾有这样一段记载：“初权（孙权）谓蒙及蒋钦曰：‘卿今并当涂掌事，宜学问以自开益。’蒙曰：‘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孔子言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光武当兵马之务，手不释卷；孟德亦自谓老而好学；卿何独不勉勖邪？’蒙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敌。后鲁肃上代周瑜，遇蒙言议，常叹受屈。肃拊蒙背曰：‘吾谓大弟但知武略耳，至于今者，学识英博，非复吴下阿蒙。’权常叹曰：‘人长而进益，如吕蒙、蒋钦，盖不可及也。”不论在什么时代，学问之家，总有其所当循的门径，当守的途辙，此即所谓治学方法，在昔人，不过不如现在科学昌明时代之谨严细密而已。必不是随意领略，就可以算作正确的，所谓开卷有益者，则全异乎此，不过因此触悟而已。其所心得，给正式治学问的人听了，或者竟是一场笑话。然而断不能说他们未曾因此而得益，此学问之道所以广大。一个人要想做一番事业，总不免有些艰难困苦。这种艰难困苦，来自社会一方面的，比之来自自然方面的，要加出几倍。因为一种是有一定的规律，可以预料的，一种却不能，然而人能了解此种道理的很少。他们看见社会现象的规律，不如自然现象的简单死板，不因此而悟到其更难应付，却以为既然活动，总好商量，存着一种希冀侥幸的心理，其意志便不坚强，思虑便不精密。又人事是容易激动人的感情的，和自然现象无恩无怨的不同。感情一经激动，步伐就更形凌乱，手段就更不适当了。初出茅庐的人，气吞江海，一受挫折，就颓然不能自振，多半由此。欲救此弊，唯有增加阅历，从事锻炼，然人生不过数十寒暑，又所遭的境遇，各有不同，玉汝于成的机会，能够遇到的人，是很少的。不得已，唯有求之于书籍，见前人所遭的危难，百倍于我，所遭遇的事情的离奇变幻，亦百倍于我，然后知人事之难于应付，乃是当然之理，不期其易，自然不觉其难，本视为当然，自然无所怨怒，意志就自然坚强，思虑就自然精密了。固然，书本上的话和事实，总还隔着一层；真正的经历、锻炼，总还要从事实上来，然而当其入手之初，得以此打定一个底子，总和空无所有的，大不相同。而在经历锻炼之中，得史籍以互相证明，亦愈觉其亲切而有味，古来建立事功的人，得力于此的，实在不少，这虽非纯正的学术的立场，亦不能说不是史学上的一条大路。

这两条路，一条是对治学的人说的，一条是对治事的人说的。人总不外乎走这两条路，而史学都是能给你以益处的。读史本是一件有趣味的事情，我们当入手之初，正不必预存成见，尽可随意泛滥，到将来，你自然会因性之所近，而走上两条路中的一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