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王制》言地邑民居，必参相得。《管子》曰：“地大而不为，命曰土满；人众而不理，命曰人满。”《霸言》若是乎，人之与地，不可不加以调剂也。然欲事调剂，必不免于移徙，而移徙之事，行之无弊甚难。故自晋以后，能行之者遂寡；惟秦、汉去古近，其事尚时有所闻耳。
秦、汉时之移民，其首要者，盖为强干弱枝之计。秦始皇甫定六国，即徙天下豪富十二万户于咸阳。汉人论议，凡事皆惩恶亡秦，独于此则承之。高祖甫灭项氏，即徙诸侯于关中；后复以娄敬言徙齐、楚大族是也。《汉书·地理志》曰：“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侯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枝，非独为奉山园也。”则娄敬之策，汉且世世行之矣。章邯破邯郸，皆徙其民河内，夷其城郭，此则所谓弱枝之策也。
非独王室如此也，即诸侯亦竞务徕民以自强。《史记·吴王濞列传》曰：“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郡国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吴有豫章郡铜山，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又曰：“其居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卒践更，辄与平贾。岁时存问茂材，赏赐闾里。佗郡国吏欲来捕亡人者，讼共禁勿予。如此者四十余年，以故能使其众。”《淮南衡山列传》亦言：淮南厉王“聚收汉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与居。为治家室。赐其财物、爵禄、田宅，爵或至关内侯。奉以二千石所不当得。欲以有为。”二王之所为，诚属别有用心。然如岁时存问茂材，赏赐闾里；为治家室，赐以财物、爵禄、田宅；则固拊循其民者所应为。《祖功臣侯表》言：“天下初定，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后数世，民咸归乡里，户益息，萧、曹、绛、灌之属，或至四万。小侯自倍。”其所以能如此者，诸侯王之各自拊循，必有力焉。此虽非移民，其效亦与移民等。齐悼惠王之封也，诸民能齐言者皆与齐，广强庶孽之谋，固与强本弱枝无二致矣。
移民实边之事，汉世亦屡有之。文帝始从晁错言，募民徙塞下。武帝元朔二年，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元鼎六年，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平帝元始四年，置西海郡，徙天下犯禁者处之。皆规模颇远。按《食货志》言：武帝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应劭曰：“秦始皇遣蒙恬攘却匈奴，得其河南造阳之北千里地，甚好。于是为筑城郭，徙民充之，名曰新秦。”则武帝所行，实踵始皇成规。汉高祖立赵佗诏曰：“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今天下诛秦，南海尉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则秦于北胡、南越之地，皆尝移民以实之矣。实非全用谪戍也。
《后汉书·明帝纪》云：“永平八年，诏三公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勿笞，诣度辽将军营，屯朔方、五原之边县。妻子自随，便占著边县。父母，同产欲相代者恣听之。其大逆无道、殊死者，一切募下蚕室。亡命者令赎罪各有差。凡徙者赐弓弩衣粮。”又云：“九年，诏郡国死罪囚减罪，与妻子诣五原、朔方，占著所在。死者皆赐妻父若男同产一人复终身。其妻无父兄独有母者，赐其母钱六万。又复其口赋。”其所以待之者颇优，欲相代者恣听，且赐及其妻父母，无非冀其占著所在，勿萌去志耳。
后汉旧制，边人不得内移，见《后汉书·张奂传》。建武时，徙雁门、代、上谷、定襄、五原之民以避胡，盖有所不得已也。故南单于甫降，即命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八郡之民，归于本土。明帝永平五年，发遣边人在内郡者，赐装钱人五万。所以待之者亦颇厚。
移民之政，最为根本之计者，则调剂土满与人满也。汉景帝元年，诏曰：“间者岁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绝天年，朕甚痛之。郡国或硗狭，无所农桑畜，或地饶广，荐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议民欲徙宽大地者听之。”可谓知本矣。然徒曰欲徙者听，民尚未必能自徙也。《汉书·武帝本纪》元狩四年，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平准书》云：“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予产业。使者分部护之，冠盖相望。”其后“山东被河菑，及岁不登数年”，又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欲留留处。遣使冠盖相属于道护之。”平帝元始二年，罢安定呼池苑，以为安民县。募徙贫民。县次给食，至徙所，赐田宅什器，假与犁牛种食。则其所以维护之者，可谓周至矣。然其行之果善与否，亦殊难言也。伍被为淮南王划策，欲诈为丞相御史请书，徙郡国豪桀任侠；及有耐罪以上，赦令除其罪；家产五十万以上者，皆徙其家属朔方之郡；以恐动其民。可知汉世移民之弊深矣。
汉世恩泽，莫如徙诸陵者之厚。据《汉书·本纪》：武帝元朔二年，徙郡国豪桀及訾三百万以上于茂陵。大始元年，又徙吏民豪桀于茂陵、云陵。宣帝本始元年，募郡国吏民訾百万以上徙平陵。元康元年，徙丞相、将军、列侯、吏二千石訾百万者杜陵。成帝鸿嘉二年，徙郡国豪桀訾五百万以上者五千户于昌陵。其所徙者多高訾。豪桀訾或不必中徙。然郭解徙茂陵，诸公送者出千余万，岂有豪桀任侠，而以乏财为患者哉？然其所以赐之者：则景帝五年，募民徙阳陵，赐钱二十万。武帝建元三年，赐徙茂陵户钱二十万，田二顷。昭帝始元三年，募民徙云陵，赐钱、田宅。四年，徙三辅富人云陵，赐钱户十万。宣帝本始二年，以水衡钱为平陵徙民起第宅。是继富也，国何赖焉？徒使“五方杂厝，风俗不纯”而已。“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豪桀则游侠通奸”，秦人敦朴之风，自此散也。
秦、汉时之移民，本有为化除恶俗者。《史记·货殖列传》言秦末世迁不轨之民于南阳（《汉书·地理志》云：秦既灭韩，徒天下不轨之民于南阳）；武帝元狩五年，徙天下奸猾吏于边是也。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马，弋猎博戏，乱齐民，乃征诸犯令，相引数千人，名曰株送徒，其行之虽虐，其意则犹是也。主父偃说武帝曰：“天下豪桀兼并之家，乱众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消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成帝时，陈汤言：“天下民不徙诸陵三十余岁矣。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可徙初陵，以强京师，衰弱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贫富。”是则充奉陵邑之意，亦欲以摧浮淫兼并之徒。然《汉书·宣帝纪》言：帝微时喜游侠，斗鸡走马，数上下诸陵，周遍三辅，则弋猎博戏之风，有愈甚耳。即以摧兼并论，亦岂易言哉？《后汉书·贾复传》：子宗，建初中为朔方太守。旧内郡徙人在边者，率多贫弱，为居人所仆役，不得为吏。宗擢用其任职者。与边吏参选，转相监司，以谪发其奸。或以功次补长吏。故各愿尽死。匈奴畏之，不敢入塞。徙人贫弱者为居人所仆役，徙人富豪，而国家又优假之，则又将仆役居人矣。不能齐之以礼，裁之以法，虽日事迁徙，奚益哉（《汉书·李广苏建传》言：李陵征匈奴时，关东群盗妻子徒边者，随军为卒妻妇，大匿车中。亦可见徙边者之流离失所）。
《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十六年，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遗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擿。吏逗留、回避、故纵者皆勿问，听以擒讨为效。其牧、守、令长，坐界内盗贼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为负，但取获贼多少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于是更相追捕，贼并解散。徙其魁帅于它郡，赋田受禀，使安生业。自是牛马放牧，邑门不闭。史言其效或大过，然一时有摧陷廓清之功，则必非尽诬。所以然者，恶人必有党与，党与不能尽去，故恶人虽其居，即无能为也。吴汉平史歆、杨伟、徐容之乱，徙其党与数百家于南郡、长沙；赵熹守平原，平原多盗贼，熹讨斩其渠帅，余党当坐者数千人，请一切徙京师近郡；可知当时多以此为弭乱之策，然亦特弭乱之策而已，久安长治之规，要当别有在也。
《后汉书·樊宏传》：族曾孙准，永平初，连年水旱灾异，郡国多被饥困。准上疏曰：“伏见被灾之郡，百姓雕残，恐非振给所能胜澹。虽有其名，终无其实。可依征和元年故事，遣使持节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荆、扬孰郡。既省转运之费，且令百姓各安其所。今虽有西屯之役，宜先东州之急。如遣使者与二千石随事消息，悉留富人，守其旧土。转尤贫者，过所衣食，诚父母之计也。”征和元年之事，汉书不载。观此，知其曾有徙贫民而留富人之举，其所以抚绥之者，亦颇备也。
中
后汉之末，丧乱弘多，疆场之役，一彼一此，乃竞务移民以自利。《三国魏志·张辽传》：从攻袁尚于邺，尚坚守不下。太祖还，使辽与乐进拔阴安，徙其民河南。《钟繇传》：自天子西迁，洛阳人民单尽；繇徙关中民，又招纳亡叛以充之；数年间，民户稍实。太祖征关中，得以为资。是太祖初基，实务移民以自益也。《张既传》：张鲁降，既说太祖拔汉中民数万户，以实长安及三辅。《和洽传》：太祖克张鲁，洽陈便宜，以时拔军徙民，可省置守之费。太祖未纳。其后竟徙民弃汉中。《杜袭传》：随太祖到汉中。太祖还，拜袭驸马都尉，留督汉中军事。绥怀开导，百姓自乐出，徙洛、邺者八万余口。是当时之视得人，实重于得地。《张传》云：别督诸军降巴东、巴西二郡，徙其民于汉中；而《蜀志·张飞传》云：别督诸军下巴西，欲徙其民于汉中，则意本仅欲得其民，非欲得二郡之地也。其后三国相争，视民亦不减于视地。《曹仁传》：仁入襄阳，使将军高迁等徙汉南附化之民于汉北。《王基传》：袭步骘于夷陵，纳降数千口。于是移其降民，置夷陵县。《陈留王纪》：咸熙元年，劝募蜀人能内移者，给廪二年，复除二十岁。《蜀志·后主传》：建兴六年，诸葛亮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十四年，徙武都氐王苻健及氐民四百余户于广都。延熙十七年，姜维出陇西，拔狄道、河间、临洮三县民，居于绵竹、繁县皆是。吴人当初兴时，地狭民寡，尤以掳掠为急。孙策破皖城，得袁术百工及鼓吹部曲三万余人，皆徙诣吴。策表用李术为庐江太守。策亡之后，术不肯事权，而多纳其亡叛。权移书求索。术报曰：“有德见归，无德见叛，不应复还。”权大怒，攻屠其城，徙其部曲三万余人。建安十二年，西征黄祖，虏其人民而还。十三年，复征黄祖，虏其男女数万口。权传于建安二十五年，特书南阳阴、酂、筑阳、山都、中庐五县民五千家来附。赤乌六年，诸葛恪征六安，破魏将谢顺营，收其民人。恪传言恪欲出军，诸大臣同辞谏恪。恪乃著论以谕众意，言“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数倍；以吴与蜀比古六国，不能半之。今所以能敌之者，以操时兵众，于今适尽，而后生者未悉长大，正是贼衰少未盛之时。自本以来，务在产育。今者贼民岁月繁滋，但以尚小，未可得用耳。若复十数年后，其众必倍于今。而国家劲兵之地，皆已空尽。唯有此见众，可以定事。若不早用之，端坐使老，复十数年，略当损半，而见子弟，数不足言。若贼众一倍，而我兵损半，虽使伊、管图之，未可如何。”此时用兵形势，与户口登耗关系之大，可以想见。无怪袁淮欲捐淮、汉以南，以避吴之钞掠矣。
此时移民，颇多一切不顾利害之举。《魏志·辛毗传》：文帝欲徙冀州士家十万户驶河南。时连蝗，民饥，群司以为不可，而帝意甚盛。毗与朝臣俱求见。帝知其欲谏，作色以见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计安出？”帝曰：“卿谓我徙之非邪？”毗曰：“诚以为非也。”帝曰：“吾不与卿共议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厕之谋议之官，安得不与臣议邪？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虑也，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内。毗随而引其裾。帝遂奋衣不还。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大急邪？”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无以食也。”帝遂徙其半。观毗谏争之切，可知当时移徙诒患之深。《卢毓传》：文帝以谯旧乡，故大徙民充之，以为屯田。而谯土地硗瘠，百姓穷困。毓愍之，上表徙民于梁国就沃衍。失帝意。虽听毓所表，心犹恨之。遂左迁毓，使将徙民，为睢阳典农校尉。毓心在利民，躬自临视，择居美田，百姓赖之。观此，而文帝之愎谏可知矣。《张既传》：为雍州刺史。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陇西、天水、南安三郡民相恐动，既假三郡人为将吏者休课，使治屋宅，作水碓。民心遂安。《杨阜传》：转武都太守。刘备取汉中，以逼下辩。太祖以武都孤远，欲移之，恐吏民恋土。阜威信素著，前后徙民、氐，使居京兆、扶风、天水界者万余户。徙郡小槐里，百姓襁负而随之。《蒋济传》：太祖问济曰：“昔孤与袁本初对官渡，徙燕、白马民，民不得走，贼亦不敢钞。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济对曰：“百姓怀土，实不乐徙，惧必不安。”太祖不从，而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吴。俱见移民之非易也。
《杜袭传》：为西鄂长。县滨南境，寇贼纵横。时长吏皆敛民保城郭，不得农业。野荒民困，仓庾空虚。袭自知恩结于民，乃遣老弱各分散就田业，留丁强备守。吏民叹悦。会荆州出步骑万人来攻城。袭乃悉召县吏民任拒守者五十余人，与之要誓。其亲戚在外，欲自营护着，恣听遣出。皆叩头愿致死。于是身执矢石，率与戮力。吏民感恩，咸为用命。临陈斩数百级。而袭众死者三十余人，其余十八人尽被创。贼得入城。袭帅伤夷吏民，决围得出。死丧略尽，而无反背者。遂收散民，徙至摩陂营。吏民慕而从者如归。此丧乱之际，民无所依，故易与之俱徙。《管宁传》言：胡昭居陆浑山中，县民孙狼等作乱，县邑残破，陆浑长张固，率将十余吏卒，依昭住止，召集遗民，安复社稷，同此理也。当时士民，率多流窜山谷，所谓山越，实多华人，予别有考。《郑浑传》：迁左冯翊。时梁兴等略吏民五千余家为寇钞。诸县不能御，皆恐惧，寄治郡下。议者悉以为当移就险。浑曰：“兴等破散，窜在山阻，虽有随者，率胁从耳。今当广开降路，宣喻恩信。而保险自守，此示弱也。”乃聚敛吏民，治城郭，为守御之备。遂发民逐贼，明赏罚，与要誓，其所得获，十以七赏。百姓大悦，皆愿捕贼；多得妇女财物。贼之失妻子者，皆还求降。浑责其得他妇女，然后还其妻子。于是转相寇盗，党与离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喻。出者相继。乃使诸县长吏，各还本治，以安集之。令长亦欲徙而守险，无怪民之争保山泽矣。此亦乱世民之移徙者也。惜开辟山泽之法，尚未尽善，乱定旋复弃之耳。然山泽之因此而开辟者，亦当不少也。
下
安土重迁，人之情也。然当丧乱之际，死亡迫于眉睫，人亦孰不欲迁徙以自安？所以犹不乐徙者：则以上之所利，非必民之所利；或虽为民所同利，而迫蹙驱遣，所以徙之者非其道耳。职是故，丧乱之际，民之自行移徙者，实较官所移徙为多。观后汉之末，民徙交州及辽东西者之多而可知矣。边方之开辟充实，实有赖焉。自清之季，丧乱频仍，民之移居关东者日益众。至今日，都计关东之民，汉人居十五分之十四。日本强据关东，国际联盟派员调查，其所撰报告，犹以是为关东当属中国之证焉。是则丧乱于内，而拓殖于外也。故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秦、汉距部族之世近，故其人民之移徙率成群，而其士大夫亦多能为之率将。田畴入徐无山，数年间，百姓归之者至五千余户。邴原在辽东，一年中，往归者数百家。管宁至辽东，庐于山谷。越海避难者，皆来就之，旬月而成邑。王烈之在辽东也，东城之人，奉之若君，皆以此也。然士大夫究有党援，故乱平后多复归；小民则不然。《管宁传》曰：“中国小安，客人皆还，惟宁晏然，若将终焉。”客人指士大夫言，不该凡细民也。此边徼之开辟，所以多食贫居贱者之功与？
当时士大夫之流徙者，族党之间，亦率能互相救恤，此宗法社会之遗风也。许靖之在交趾也，袁徽与荀彧书，称其每有患急，常先人后己，与九族中外，同其饥寒。晋世阳裕，为慕容皝所擒。史称其性谦恭清俭，刚简慈笃。士大夫流亡羁绝者，莫不经营收葬，存恤孤遗。士无贤不肖，皆倾身待之。是以所在推仰，犹有其遗风焉。诸贤之于齐民，所以能为之立约束，兴教化者，亦以其去部族之世近，民素听从耳。故知社会必固有纲纪，然后贤者能因而用之，若真一盘散沙，虽有管、商，亦无以善其后也。慕容廆之据辽东西也，流亡士庶，襁负归之。廆乃立郡以统流人。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周郡，青州人为营丘郡，并州人为唐国郡。及皝，罢成周、冀阳、营丘等郡，仍以渤海人为兴集县，河间人为宁集县，广平、魏郡人为兴平县，东莱、北海人为育黎县，吴人为吴县，悉隶燕国。所以必如其故郡区处之者，亦以其民固有纲纪也。观此，可知侨置郡县之所由来。
《汉书·地理志》：京兆尹新丰县，高祖七年置。《高帝本纪》：十一年四月，令丰人徙关中者，皆复终身。《注》皆引应劭曰：“大上皇思土欲归丰，高祖乃更筑城市里如丰县，号曰新丰。徙丰民以充实之。”此乃传说缪悠之辞。实则丰人之从祖入关者，与以田宅，为筑市里耳。高祖之为汉王而之国也，楚与诸侯子慕从者数万人，丰人安得不成市里？又高祖称萧何之功曰：“举宗而从我”，高祖戚党之从者，又安得不多邪？此亦丧乱之际，民之成群迁徙者也。
《地理志》言河西诸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相亲，是以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此政宽厚，吏不苛刻所致。”夫岂天之独厚于边郡？亦岂吏至边郡则贤？盖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使然也。《盐铁论·未通篇》：御史曰：“内郡人众，水泉荐草，不能相澹。地势温湿，不宜牛马。民蹠来而耕，负而行，劳罢而寡功。是以百姓贫苦，而衣食不足。老弱负辂于路，而列卿大夫，或乘牛车。孝武皇帝平百越以为囿圃，却羌、胡以为苑囿，是以珍怪异物，充于后宫。、，实于外厩。匹夫莫不乘坚良，而民间厌橘柚。”由此观之，边郡之利亦饶矣。以珍怪异物、为利，未之敢闻。匹夫乘坚良，民间厌橘柚，恐亦言之大过。乘者厌者，岂真齐民邪（文学曰：“往者未伐胡、越之时，繇赋省而民富足。温衣饱食，藏新食陈。布帛充用，牛马成群。农夫以马耕载，而民莫不骑乘。当此之时，却走马以粪。其后师旅数发。戎马不足，牸牝入陈。故驹犊生于战地，六畜不育于家，五谷不殖于野。民不足于糟糠，何橘柚之可厌？”按《平准书》言孝武初之富庶曰：“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牸牝者，摈而不得聚会。”而元狩四年，卫青、霍去病之击胡，汉军马死者十余万匹。《匈奴列传》言：匈奴虽病远去，而汉亦马少，无以复往。其军如此，况于民间骑乘？故知御史之言，必非其实也）？然其言畜牧之利则真矣，可与《汉·志》之言参观也。近世关东之民，自山东徙者最多。其勤苦不如其在故乡之时，而富乐过之，亦以新土地广民稀，利源未尽辟也。
然新土之利，亦有未易言者。《三国魏志·仓慈传》：太和中，迁敦煌太守。郡在西陲，以丧乱隔绝。旷无太守二十岁。大姓雄张，遂以为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已，无所匡革。慈到，抑挫权右，抚恤贫羸，甚得其理。旧大族田地有余，而小民无立锥之土。慈皆随口割赋，稍稍使毕其本直。豪强兼并，岂二十年中所能为？则敦煌土地之不均旧矣。此即先汉之末，“谷籴常贱，有和气之应”之地也。故知无政，则旧邦俗，渐染新邦，若置邮而传命也。《仓慈传》又曰：西域杂胡，欲来贡献，诸豪族多逆断绝。既与贸迁，欺诈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劳之。欲诣洛阳者，为封过所。欲从郡还者，官为平取。辄以府见物，与共交市。使吏民护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称其德惠。然则中外交市之利，亦为豪右所专矣。而曰：匹夫乘坚良，民间厌橘柚，乘者果匹夫？厌者信齐民邪？《梁习传》：领并州刺史。时承高干荒乱之余，胡、狄在界，张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边方无政，吾民有反为人用者矣。楚、汉分争，而冒顿控弦之士三十余万；隋末云扰，而突厥控弦之士至百万；其中岂无华民归之者邪？耶律阿保机立汉城以并八部，德光遂用之，以反噬燕、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