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白尽了我的可能，我总伤人。”
——一八四七年九月，福楼拜致高莱女士书。
这部小说应该是前后两集，我们如今所能看到的，仅是通行的前集，其中最后一章不等完成，福楼拜就去了世。一八七二年六月，写成最后的《圣安东的诱惑》，他开始着手他的新计划；同年七月十二日，他写信给乔治·桑，说他方才读完狄更司的《彼克威克》（pickwick），以为英国作家的通病是缺乏结构，同时报告他目前的计划道：
“我想开始一部书，事前必须用好些月，念好些书，然而我不愿意毁家买书，不知道你在巴黎认识那家书局，能否租借我所需要的书籍？”
这一部书，就是《布法与白居谢》。据杜刚的《回忆录》记载，从二十二岁起，福氏已然孕有这部小说的概念：
“从一八四三年起，他就同我讲，他有意写两个誊写生的故事；这两个誊写生，偶尔继承了一笔小小的财产，立即辞去职务，归隐田园……”
在福氏的信札里面，我们最早遇见的证据，却在一八五〇年。这时他正在近东旅行。九月四日，他从大马士革（damas）给布耶写信，谈道：
“你想到《入世语录》（le dictionnaire des idées reçues 《庸见词典》），好极了。这本书全然写成，前面来上一篇好序，说明为什么写这部书，目的在使大家返回旧制，返回秩序，返回一般的规仪，同时用一种特别的样式排出来，读者看到，还不晓得人家在取笑他。是也罢，不是也罢，这或许是一部可以成功的奇书，因为这非常应时。”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最初活动于福氏脑内的，仅仅是一部讽世的辞海，前面加上一篇序文，表面佯为好人，骨里却针针见血。一八五二年十二月十七日，他向高莱女士写信，加以详细的诠释：
“……有时候，我不禁奇痒上来，极想作践所谓人者一顿；从今算起，十年之内，我总有一时把它写成一部大局面的长篇小说；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旧观念，就是我的《入世语录》（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序特别刺激我，照我所想的它的样子（这会成一部书的），哪怕我攻击一切权威，一切权威也莫可奈何于我。自来人所赞许的，这里无不颂扬。在这篇序里，我证实多数总对，少数总错。我用大人物祭祀所有的蠢货，殉难者祭祀所有的屠手，同时用一种毫不假借的文笔，霹雳拍拉，放它一阵旗花。例如文学吧，这并不难，我证明庸常因为易于和读者接近，是唯一的合法，至于一切富有独创的天才，应理愧死，因为危险、痴骇，等等。……按着字母的次序，大家会看到一切可能的题旨，一切入世者应说的可爱的准情合理的言辞。”
举过几个例，他继续道：
“在全书的进行之中，这里必须不见一个我所杜撰的字，大家一次看在眼里，便再也不敢袭用，唯恐不由自己，说出书里遇见的辞句。”
一八五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在另一封给高莱女士的书信中，他说：
“我的《入世语录》的序把我纠缠了个不清。我写了个纲要。”
这篇序就是我们适才所谓的前集，也就是书坊通行的《布法与白居谢》。从一八七二年起，福氏开始搜集他所必需的材料；八月十八日，他向翟乃蒂夫人写信道：
“这是那两个老好人的故事，在抄写一类滑稽的批评的百科全书。你应该有点儿眉目。要写这部书，我必须读许多我不知道的东西；化学、医学、农学。如今我正读医。然而只有傻子，只有疯子，想写这样一部书！活了该，听天由命好了！”
这样一边写作，一边读书，直到一八八〇年四月，他向莫泊桑写信，偶然提起他读书的最后记录，一千五百册！用来写一部书！还不提长长短短，出外踏访的旅程。经过八年辛苦的工作，中间饱受人世风霜的侵凌，终于他写到前集最后的一章。他计划去巴黎完成他的后集：
“这最多用上我半年的工夫。大部分这全好了，里面包含的也只是些征引。此后我便要休息一下我可怜的脑袋，实在累坏了。”
没有想到这反而应了他的预言：
“再者，《布法与白居谢》，轻柔柔地，或者不如说活生生地，将我导向幽宅。”
在他的书桌上，福氏留下一叠一叠的零乱的纸张，全是他多年读书的结果。他曾经向翟乃蒂夫人叙述道：
“我笔记的卷宗有八寸之高。”
这惊人的征引预备做他两个老好人的抄录。所谓不幸的后集——仅仅多活一年，福氏就可以完成！——这些笔记，应该占有其中最大的部分，同时《入世语录》也归缩在里面，只该占个不大的地方。现在的问题是：应该用怎样的形式，表现这一团凌乱的材料呢？如果前集是序的延扩，后集——从《入世语录》出发而形成的内容——和前集的关联，仅只限于序与正文的情况吗？在福氏遗留的纸张里面，德莫赖斯特（demorest）最近发现了《布法与白居谢》的后集的计划：共总是四份，最后一份的全文如下：
“十一——他们的誊录
“他们誊写……一切落在他们手里的东西……一一枚举……往日所读的作家笔记……从邻近造纸厂论斤购来的旧纸。
“然而他们感到编次的需要……于是他们重新誊在一本硬皮的大纸簿上面。
“重新誊写的物感的愉快。
“风格的各式各样的例证，农学的、医学的、神学的、古典的、浪漫的，繁比句法。
“比较论——百姓的罪恶、帝王的罪恶、宗教的恩泽、宗教的罪恶。
“美丽……文饰通史。
“入世语录。时行语目。
“马赖司高（marescot）的书记的手稿——诗章。
“抄本下面的诠释。然而他们时常发生困难，不禁踟蹰不决。他们越向前工作，困难也越见增多——无论如何，他们继续下去。
“马赖司高离开沙维鸟（chavignolles）去了哈福，做了些投机事业，来在巴黎做公证人。
“梅丽（mélie）在白酿柏（beljambe）家里做女仆，随后和他结了婚。白酿柏死了，她再醮高尔玉（gorju），做了一店之主，等等……
“十二——结论
“有一天，他们发现（在造纸厂的旧纸堆里）渥高拜伊（vaucorbeil）给县长写的一封信稿。县长问他，布法与白居谢是不是危险的疯子。医生的信是一件机密的报告，说这是两个无足为害的愚騃。撮述他们所有的言行，对于读者，好比是小说的批评。
“怎样处理这封信呢？不要瞎费思索！誊写！纸张总得充满，不朽之作总得完成——一切平等，善恶平等、美丑平等、凡超平等。真实的唯有现象。
“临尾看见这两个好人，埋首书几，誊写。”
对于这份纲要，福氏或许临时不免更改，然而大体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线索，就是：小说的自然的进行。从最初的序与正文的观念，终于演成一种艺术的一致的形式。同时我们知道，如果《布法与白居谢》全书脱稿，这应该一总是十二章。
在她的《回忆录》里面，福楼拜的甥女记述，写作的三十年前，作者已然想到《布法与白居谢》。这原本预备写成一篇中篇故事，四十页光景。有一天，他和布耶坐在鲁昂大街的凳子上，对着贫老院，没有事，好玩，幻想他们的老景。他们兴兴头头演述各自绮丽的生存。忽然他们喊道：
“谁知道？我们也许和这些龙钟老头子一样，临了死在贫老院。”
一八五二年十一月十六日，给高莱女士写信，福氏自己记载道：
“布耶和我，我们用我们的星期日黄昏来编排我们衰老的图画。我们看见自己，老了，穷苦，住在残废收容所，打扫街道，穿着染污了的衣服，说着今日的天时，和我居应山（roche-guyon）的旅行。起初我们自己还笑着，后来却差不多哭了。用这样可怕的故事娱乐的，怕只有我们，怕也没有人再像我们灰色了。”
他们拟结两个雇员的友谊，生活，随后辞职，经过若干变迁，终于流离失所，死于忧患之中。
说到雇员，由都德夫人的指示，德沙木和杜木尼从可能方面，证明《布法与白居谢》的情节，与穆瑞斯（b. maurice）的《两个承审书吏》（les deux greffiers），具有若干相似的地方。这是一篇短篇小说，一八四一年四月，披露于法院公报，其后一八五八年八月，重新出现于一家法学周报（l'audience）。故事是，两个告老退休的书吏，带着各自的女人，来到乡间，住在一起，然而他们渐渐失去田园的兴趣，感到习惯沮丧的无聊，最后关在一间书房内，彼此替换地一个念，一个写，恢复他们以前机械的誊写工作。
然而这仅止于揣测。一部作品的成长，往往深深地孕育在作者的生性，中间无意地感受到外界的机缘，随即破土而出。我们与其绕室彷徨，不如返回作者的自身，寻求他深厚的禀赋和禀赋的征兆。文如其人。福氏主张有时不免失于偏急，其实依旧拦不住人性的绽露——最初是切身的，渐渐天衣无缝，化于普遍的情绪。这正是伟大作品成功的秘诀。
一八三九年二月，福氏向他的童伴写信道：
“至于写文章，我敢打赌，我绝不印一篇文章，演一出戏。”
他忘了两年前，在他十六岁上，鲁昂有一家《蜂鸟》小报，发表了他一篇讽世的写实文章，题目是《自然历史的一课：雇员类》（une leçon d'histoire naturelle：genre commis）。他用最轻俏的滑稽口吻，形容各种各类的雇员，我们时代最有趣味的动物。我们可以想见他的兴会淋漓，一挥而就的气势。这是一种典型人物观察的速写，充满了幽默、反嘲和敏锐。在所有职业里面，雇员最容易陷于平凡、庸碌、机械、苟安：资产阶级的生活。他不仅缺乏浪漫主义者的情分，而且根本摈拒浪漫主义于千里之外。在没有充任雇员以前，他最多是一个赖昂，包法利夫人的小情人，或者马赖斯高的见习生，写上两句酸诗腐文。福氏之不饶恕雇员类，正因为从小而且从心，他就是一个浪漫主义的信徒。他不谩骂，他讥嘲。
这也正是为什么，他渐渐离开——至少换了一种方式——他的浪漫主义。他知道娱乐。和《自然历史的一课》同时，或者在前，他同学伴创造了个奇颖的人物，无事便来模拟取笑。在他们的假想里面，这是一个活人，有姿态、有言语、有情感、有嗜好，而且带着一种特殊的笑——一种拉伯雷式的大笑。贡古曾经记载道：
“这个不易于一目了然的人物，有一个综合的类名：加尔松（garçon），他代表浪漫主义，物质主义和人间一切的销毁。他具有完备的人格，带着一个现实人物的一切怪癖，另外还加上各式各样资产阶级的愚騃。……最好的例证，……是他们每次走过鲁昂大礼拜堂。
“一个人说：‘峨特式的建筑，这真美，这提高了灵魂！’马上另外一个就装加尔松，在行人群中叫唤道：‘是的，这真美，圣巴戴乃米（saint barthélemy）也美，龙骑兵的屠杀（dragonnades），南特的谕旨（l'edit de nantes），也，也真美！……’”
我们小时往往欢喜恶作剧，故意描抹自己厌弃的人物，变成大众取笑的目标。对于福氏，这是一种定型，一种加尔松所象征的资产阶级。
和加尔松同源而异流，是晒克（scheik）的发明。一八五〇年六月，福氏和杜刚在非洲北部旅行，从尼罗河上游折回，福氏向他母亲写信，报告他们的娱乐道：
“至于马克西穆同我，一路虽说没有可做的，没有可看的，我们在船上绝不无聊。我们有书，可是我们不念。我们也不写。差不多我们的时间全用来装晒克了。这就是说，老头儿。晒克是一个坐地吃利的老糊涂，受人敬重，自己也有地位，年纪不小了，一道问我们些旅途的问题，好比：
“——你们走过的城池，也有上流社会吗？他们也有阅报所吗？
“——那边也有人讲起铁路来吗？也有什么干线吗？
“——社会主义，谢天谢地，我希望，总该还没有宣传到那边吧？
“——至少，那边也有好酒吗？你们没有尝到些著名的本地酒吗？等等，等等。
“——女人们可爱吗？
“——至少，也有些好咖啡馆吗？当炉的女人们，也打扮的花里胡哨吗？
“一切是一个哆哆嗦嗦的声音和一种愚蠢的神气。从单人的晒克，我们扮演双人的晒克，这就是说，对话。谈论人间大大小小的事故，还搀杂了好些成见。随后晒克老了，变成战战索索的老年人，病不断头，一天到晚是他的饮食，他的消化。……”
这一老一少尝尽中常人生的乏味。所有福氏现实的人物，多少全含有他们俗在骨里的气质，《布法与白居谢》更集其大成，特别是《入世语录》，“一种滑稽的批评的百科全书”。
这种近似酷虐的娱乐，是我们人性上一种特殊的复杂现象。一部游离的哲学是这种奇突的心境的根据。这就是“在其中”（dans）而不是“属于”的（de）修养工夫。所以最高的喜剧不是环境的凑合，往往是人物的分析，这就是说，作者从他自己的人性寻求他所需要的可笑的性质。真正的喜剧不是玩味人家的跌倒，而是赏纳或者宽恕自己的倾踬。这生在他性情里面；他所厌憎的；正是他所割舍不开的，在这种朝夕过从之中，他发现而且得到他的娱乐。
人生具有若干矛盾的事实，如果我们一一考量，我们一定会加深作者与作品的存在。我们晓得福氏怎样嘲弄他的浪漫主义；他所心爱的，他取笑。惊人的却是他所取笑的，他惜恋。然而尤其惊人的，却是一个九岁的孩子，向他的同伴写信道：
“爸爸家里来了一位太太，总给我们讲些又蠢又呆的事情，我想写下它们来。”
这种对于人类愚騃的沾着，渐渐发展，明显，进而据有福氏的一生，平分他浪漫主义的天下。这种奇丑可笑的追求扩大他认识的范围；这是一种工具，同时是一种材料，同时更是一种生活。
一切成为他喜剧的对象。
这种滑稽的性质又在事我的息息相关。
对于福氏，这一束消息就是他的憎恨。他恨人事的愚痴，然而人事的愚痴吸住他的心情，左拉告诉我们：
“我记得他搜集了一册纯粹医生写的诗集；他强迫我们来听，他放大喉咙选读几首，看见我们不笑，唯有他自己开怀大笑，他吃了一惊。有一天，他郁郁地道：‘真奇怪，如今我所发笑的事情，没有一个人再笑了。’”
另外一件有趣的例证，是常去福氏家里的钟表匠。他每月来修理一次钟表，上一次弦。一八七〇年七月，福氏向甥女写信道：
“这里也有更为欣快的画幅，好比钟表匠，逗我笑了一早晨。
“我觉得这蠢货，在我的生存上，占了一个位置；因为，真的，我一见他，我就欢喜。噢，愚騃的权威！”
普法战争发生，敌军逼近鲁昂，钟表匠避而远遁，福氏怅然如有所失。其实福氏非常明白自己的爱恶，一八七〇年四五月之间，他向乔治·桑写信道：
“心理问题：自从米雪·赖文（michel lévy）拜访之后，何以我非常欣快呢？我可怜的布耶常向我说：‘没有再比你道德，也没有人再比你爱好不道德：只要看见愚騃的人事，你就高兴。’这话很有道理。这由于我的骄傲？或者由于某种邪恶？”
无论如何，这绝不是恶毒的冷笑。不是阴险，也不是狡诈；这里持有加尔松的大笑，是一个不具城府的天真的热嘲。这是一个受了伤的孩子的报复——报复一切他所感受的精神的痛苦。左拉追叙他道：
“只要他凭信，他就喊叫，同时他易于受骗，也易于发怒。这是一个良善的心，充满了孩气和天真，一个赤热的心，受了一点轻伤，就会大加恼怒。”
福氏是一个感觉锐敏的热情的儿童。主宰他的仍是他的浪漫主义。唯其如此，他绝对得不到心境的平衡，从一种游离的哲学，采取绝对的客观态度。福氏失败于戏剧，这是一个主要原因。
所以《布法与白居谢》的滑稽，只是一种苦辣的热嘲的变象。这种苦辣的味道又是经验与天真的特殊的混合。要想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返回福氏晚年的生活。
一八七〇年一月，福氏向乔治·桑诉苦道：
“我们如今浸在怎样愁苦的风俗里面！四周尽是些愚騃的人事，简直会把你逼的残虐起来。说我生气，还不如说我厌恶。”
这种对于人世的愤懑，不是从一八七〇年才起始，然而从一八七〇年之后，我们却听得更加清切。这里主要的因子，或者全然由于他的孤寂。平常有一句话，两个人分忧愁，忧愁减轻一半，两个人分快乐，快乐加增一倍：再对不过。我们知道，自从一八四六年，他的情如手足的知己，朝夕相处的文友，就是布耶。一八六九年七月，布耶去世。当时他写信给杜蒲朗道：
“你可怜的巨灵当顶受了一掌，再也不会清醒了。我和自己讲：‘如今他不在这里了，写文章还做什么？’完了高声朗诵，共同的热情，一起梦想的未来的作品，完了，都完了。必须有勇气，看的开，然而这不见得那么容易。”
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事。就在前封给乔治·桑的信内，他继续道：
“失去我可怜的布耶，等于失去我的产婆，因为他看进我的思想，比我自己看的还要清楚。从他一死，我身边的空洞，我觉得一天大似一天！”
这巨灵似的孩子，不要看他体格魁岸，却是一身柔脆的感觉。正因为他的倾心置腹，他的待人如己，他的热诚，所以遇见伤口，一生不能平复，永久嵌在他的心口。不久我们就听见他呻吟道：
“我的脑子使我极其疲倦，如今它一点也不轻快！我白工作，没有用还是没有用！一切刺激我，伤我；当着人，我只好忍住，然而有时我禁不住流泪，好像我要完结。我终于感到一桩全新的事：老之将临。阴影袭着我，犹如雨果所云。”
同时平地一声霹雳，普法战争肇始。眼看巴黎被围，鲁昂又有横遭敌骑蹂躏的可能，对于国家观念最浅薄的福氏，也不由自己，卷在狂风暴雨的漩涡里面。最后普鲁士军队进占鲁昂，派兵住在他克瓦塞的家宅。这时他正在预备《圣安东的诱惑》定稿，事先把所有的材料埋在地底下，他自己和母亲避在城里居住。敌军尊敬他作家的身份，没有惊动他的书房。年轻治好了的脑症乘虚而入，重新光临。一八七二年五月，他向一位女友写信道：
“而且，从普鲁士侵犯之后，人间没有再可能的灾祸。这是绝渊的深底，忿怒和绝望的最末一级！为什么我居然就没有死呢？我一想到这里，我就诧异。然而人生如此，我们生来是受苦。”
在所有的死亡之中，对于福氏最亲切而最影响于他日常生活的，是他母亲的去世。从他落地，迄至一八七二年四月，中间五十一年的时光，母子相依为命。他父亲在一八四六年就弃了世。除去出外旅行，他绝少离开他的寡母：这成了他一个默契的伴侣。他自己说的好：
“半月以来，我不由看出，我可怜的好妈妈是我最爱的世人。我好像叫人活活掏去一根肠子！”
她非常疼爱她儿子，体贴他的性情，从来不叫他操心一点点饮食起居的琐事。他甥女追忆道：
“一家的规习，全凭我舅父的爱好，外祖母自己，真可以说是没有另外的生命：叫她的子女幸福，就是她的生活。只要她见到一点点她儿子不舒服的征候，她的慈爱就惊惶失措，尽力使他的四周安静。早晨，不许人发出些微的声音；十点到了，猛然一阵铃铛响起来；家人走进我舅父的寝室，然后全家仿佛才从梦里醒来。听差送上信和报纸，往睡几放上一杯新鲜的凉水，装好一斗烟；随后他打开窗户，一片阳光射了进来。我舅父拿起信，看看地址，然而在吸烟以前，很少打开一封信过；随后一边看信，他一边叩着夹板，呼唤他母亲；她呀，马上跑进来，坐在他的床边，等他起来。”
从他母亲去世以后，一种全然的孤寂占有他的精神。往常他绝不过问银钱家用，如今一件一件慢慢走上他的蹊径。这里必须琐细、规常、操劳和预算：一切梗噎他的艺术的，或者浪漫的性灵的。贡古记载福氏因为家庭的承继，当时心情的恶劣道：
“随后他把我扯到车站，靠住票房前面的栏杆，向我讲他深沉的烦腻，对于一切缺乏勇气，一心就盼死，死，用不着轮回，用不着来生，用不着复活，永久铲除他的自我。”
但是他活下去。他所有美好的韶华全过去了，一年复一年，带着他易于感受刺激的神经，他易于起怒的心情，他接受人间的不幸，忍受世事的恶变，捐弃他的财产，抑制他的骄傲——从经济独立得到的高洁，为了完成他唯一的生涯，艺术的寄托：一部欲完而未完的解恨的著作。贡古记录福氏生存的哲学道：
“福楼拜今天说的真叫曲曲入画：‘不，我唯一的支柱是恼怒……对于我，恼怒好比洋娃娃屁股上的铁条，叫它们直立的铁条。我要是一不恼怒，我就会凭空摔下地来！’于是他用手臂方出一个戏子，一下倒在台子上面。”
从这样愁苦的环境，孕育出他的《布法与白居谢》的写作。
现在我们来看看全书的情节。第一章：引子：
有两个人迎头走来，坐在一条街凳上。红脸大汉的，叫布法；身小貌严的，叫白居谢。两个人都是誊写生，一个在一家商店，一个在海军部。一见如故，两个人立即情如手足。因为正当炎夏，两个人都心向乡间生活，然而没有钱，心向也是徒然。两个人都是好学之士，惜乎没有机缘读书。自从结识之后，一有空暇，他们便东去看画，西去听讲，力谋知识的进益。
一八三九年一月，布法接到一封信，说他的义父去世，有一份遗产归他承继。布法原本是他的私生子。经过相当法律的纠葛，布法一跃而为富人。他——或者他们，因为如今布法和白居谢已然虽二犹一了——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乡间购置一座田产。白居谢再有两年，就可以告老，所以他希望延缓两年下乡，勿需全然依赖布法。他们的田产选定在法国西部诺曼底的沙维鸟。两年之后，他们欢欢喜喜，分头乘车，离开巴黎，来到他们的田庄。
第二章：农业，园艺，果木：
他们检阅他们的产业，决定亲自耕种他们的田地，辞去原来的佃户。白居谢专心经营房后的果园，种菜失败，改而培花，结果一无所成。布法经营农业，受了不少的挫折。最后收了一场小麦；不料天燥失火，小麦转眼成灰。
于是两个人转而经营果木，希冀有所收获；好容易移木接种，开花结实，不料一阵狂风暴雨，打散他们的热望。绝望之余，两个人用尽匠心，修饰他们的花园。事后，邀宴全镇的望族观赏。他们不仅没有听见赞美，反而饱受讥诮。忿恨已极，关起门，两个人试做罐头食品。最后蒸馏器爆裂，显而易见，由于他们不懂化学的缘故。
第三章：化学，医学，地质学：
看了两本化学，中途因为医生的解说，他们又转而研究解剖学。买来一架人体标本，惊动全镇，还以为他们解剖活人。人体的构造过于复繁，他们转而研究生理学。生理学放下，他们又倾心于医学，偶然治好包尔旦（bordin）寡妇的面疮，立即得意忘形，和医生分庭抗礼，直到他们自己病下来，这才知难而止。
有一夜，望着天空的星宿，对于宇宙的演成，自然的现象，他们不禁好奇。同时他们实验动物反常的结合。最后，兴趣集中于地质学，两个人沿着海滨，东奔西走，希望能够发现古代的化石。有一天，在一家灶房，他们看见一只破烂的木柜，说是文艺复兴时代的雕镂。他们出钱买回，交给木匠高尔玉修补。同时他们雇了一个使女，叫做梅丽。
第四章：考古学，史学：
半年之后，他们变成考古学家，搜集了一屋的古董。他们采访四近的古庙残堡。他们的小博物馆渐渐引起全镇的注意。最后法外吉（faverges）伯爵也屈驾参观。偶尔听见伯爵说，茔墙旁边埋有一只湮久的圣水杯，他们乘夜挖掘，藏在家里。不料教士查出，向他们索取；他们要求和他的古磁汤盆交换。他们搜集陶器。然而同人谈上来，总是一个不得其门而入。他们决定攻读历史。
他们先读法国史，不过史家各持一说，令人茫无所从；古代史是史证缺乏，反而不如近代史的明确。苦的是年月不熟，事迹易于混淆。他们研究记忆术。他们在图书馆搜集材料，预备撰写一部史传。回到家里，只见文艺复兴时代的木柜粉碎，女仆偷酒，木匠和使女关系暧昧，他们不由慨叹道：“家事弄不清楚，还说写什么公爵的传记？”外在的事迹其实不如心理重要。他们决定阅读历史小说。
第五章：文学：
先是司各特和大仲马。起初很上瘾，过久了就觉肤浅，而且带有不少历史的错误。于是从乔治·桑，跳到巴尔扎克，最后抛开小说，研究悲剧。悲剧而喜剧，喜剧而悲喜剧，一直下来是雨果的浪漫剧，小仲马的社会剧：一样也挽不住他们的欢心。有一天包尔旦太太来了，他们当着她表演了一场。
他们是艺术家了，又想写戏。不说没有题材，而且怎样写法？他们研究规律、文法、风格，最后觉得戏剧的局面有限，决定来写小说。包尔旦太太要买他们的地亩。价钱没有说妥，伯爵带来一批普选的宣传品。至于文学，人人爱其所爱，这就是说，没有一个人真爱文学。
第六章：政治：
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全镇传遍了二次革命。为了不落人后，大家决定栽植一株自由树；布法献上一棵小杨树；无分贵贱，全镇来听教士的祝福。国民军也组织起来，交给高尔玉训练。最使大家废寝忘食的，是国民会议的选举。穷人围住公所，要求工作。
到处是不满意。言论过激，高尔玉下了狱。伯爵、所长、公证人、牧师统统变了论调，自由树也砍下来当柴烧。共和国是昙花一现。失望的是布法和白居谢，眼睁睁看着帝国恢复，群众也好，名流也好，都逃不出一个政治的龌龊。
第七章：爱情：
他们纵情于爱。布法向包尔旦太太求婚，只等公证人签订婚约；白居谢看中他们的使女，暗地送暖嘘寒。结论是女子不可亲近：因为布法发现包尔旦太太并不爱他，只是贪图他的田产；白居谢更加委屈，梅丽给他染上恶疾。
第八章：体育，方术，哲学：
从冷水的沐浴，他们倾心于运动。练到后来，白居谢踩上高跷，惜乎一脚不稳，全身倒地，性命险些不保。运动和他们不相宜。
正好这时流行一种自动小桌，能够预知未来。听说这是磁流连续振动的结果，他们转而研究催眠术。他们用催眠术治病。渐渐走上魔道，他们实验幽灵的出现。鬼没有招来，反而吓走他们的女仆，激起全镇的恶感。
那么灵魂是什么？物质是什么？但是生存又是什么？宇宙又是什么？如果一切现象由于自我的感受和回忆，那么自我又是什么？哲学家的答案各各不同。他们得到的益处是：一切全是虚假，色相尽是空幻。就在百念俱灰的午夜，正要挽上绳结寻死，他们望见遍地的灯火趋往教堂。他们跟了上去。这是圣诞节的中夜的弥撒。他们的灵魂遇了救。
第九章：宗教：
他们阅读福音。他们用一屋古董，换来一堆神纸。他们还到远处进了一次香。银钱拮据，他们便把田产典给包尔旦太太。他们一心皈依。然而信仰愈深，疑惑愈大。牧师吩咐他们少读书。但是这搁不住他们反问。有一次在伯爵家里辩论，他们竟然赞扬起佛教来。人家把他们驱出府邸。他们在半路收留下一双无家可归的孤儿孤女。
第十章：教育，社会学：
男孩子叫做维克道，女孩子叫做维克道丽娜（victorine）；父亲是囚犯，母亲死了，他们流落在大道乞讨。布法和白居谢参照各种教育原理，抚养这一对小流氓。骨相学证明他们的本质非常恶劣。但是布法和白居谢相信教育。什么方法也试过，什么心血也呕尽，最后他们发现维克道丽娜和男人睡觉，维克道在外行窃。
痛苦已极，布法常去白酿布的店房坐地，白居谢也想去，看见梅丽在店房充侍女，只好回避。布法肆谈社会学。他们居然想讲演。于是借妥店房的大厅，披上他们多年不用的礼服，临时他们奔往金十字旅馆……（福氏的遗著终止，下面是他结论的计划：）
两个人正在手指脚画，来了所长，停止他们的讲演。不仅不服，他们反而加以嘲弄。不知道所长心存报复，第二早晨，两个人继续讨论人类的未来。白居谢是悲观的，觉得前途黑暗；布法是乐观的，以为光明无限。说着说着，只见来了一队宪兵，捉拿这一对社会的害虫。一村的男女来看热闹。高尔玉趁火打劫，宣布梅丽怀孕临盆，应由布法承负她们母子来日的费用，因为他常去店房。医生以为布法和白居谢是一对疯子，与其下狱，不如关在疯人院里面。说好说歹，宪兵算是放了他们。对于人生，他们如今也索然无味。叫木匠做了一张双面的书几，和往年一样，他们预备誊写；他们开始誊写。
在《布法与白居谢》里面，周流着一种极端的气息。这里充满了过分，言过其实。那么这开罪读者，开罪人类吗？如果开罪，这是一种自来的缺陷吗？人类具有敏锐的自觉，从这种特殊的自觉，生出一种正当地自卫的骄傲：太岁头上动土。属于通常的忌讳。对于人类自己，这种道德的情绪往往是一切出品的衡量；但是由这种高贵的自私，却容易生出一种否定的倾向：它忘掉身外的事物也全有各自绝对的生存。这就是一切真正的艺术家和他艺术的折磨。对艺术家，尤其不可避免的、尤其痛苦的，特别是文学的创作，全在他人生的借镜。他供给人类羞恼的把柄。这是一个永久的挣扎、冲突，最后属于艺术的胜利。人类是现时的、静止的、有限的。从少数的不忿，渐渐化成普遍的同情。福氏有一个奇怪的譬喻，粗率，然而确切：
“……写书不和养儿子一样，却和起造金字塔一样，预先拟好计划，然后一大块石头，一大块石头往上翻积，必需的是腰，是汗，是时间，结局它一点用处也没有！还就在沙漠地一停！然而气势昂昂地一统治。（⿰犭豪狗）在下面撒尿，老爷先生们往上一走，等等；譬喻下去好了。”
这不是用来证明《布法与白居谢》是一座金字塔，绝不是。然而这里所呈现的气力，——至少福氏所卖的气力，——至少十九世纪所卖的气力——福氏所嘲笑的同代的气力，是任何读者可以得到的吃力的印象。
对于福氏自己，趋于极端，却是他的生活。他甥女记载道：
“……对于各种各类的过，他都具有无限的喜好……”
在艺术的创作上，这更成为他一种企向，一种原则。一八五三年六月十五日，他给高莱女士写信，最后谈道：
“不要害怕言过其实。米开朗基罗、拉伯雷、莎士比亚，莫里哀，所有最伟大的人物全是如此。在《德·浦尔叟雅克》（monsieur de pourceaugnac）一出戏里面，想逼一个人吃一副泻剂；拿上台的不是一个灌肠器；正相反，一台全是灌肠器，全是药剂师。这只有说一句凶来兮，天才自在其中矣。然而叫人看不出言过其实，这必须继续下去，配置适当，前后谐和。如果你的傻小子有一百尺高，山必须也要两万尺高才成。而且什么是理想，如果不是这种放大（grossissement）？”
从这种不断的言过其实，我们不得不离开目前，走进它所开辟的别一天地。这建筑在现实的可能性上，然而却是真实。这一点福氏极其了然。《布法与白居谢》正是一部绝少事实，充满观念的小说，如果这是小说。
绝少事实，无论是内在的、外在的、或者心理的、实际的，——归结于现实的委屈；因为现实生于事实的微妙的关联。我们晓得乔治·桑和福氏的几乎相反的趋诣。听到《布法与白居谢》的内容，她唯恐其过于写实。福氏安慰她道：
“不要怕这太写实！正相反，我倒怕它有些不可能，因为我要极端到底。”
所以用《包法利夫人》的写实主义解释《布法与白居谢》，只是一种危险。德沙木曾有一篇详细的推敲，结果仅仅证明福氏的前一句话。活动在他想象的，不是事实，而是抽象的观念。说是抽象，然而赋有色相。你可以说，观念而具体化。莫泊桑曾经论道：
“这部书触到人的最伟大、最奇异、最细微而最有趣的部分：这是观念的故事，在它所有的形式之下，在它所有的表示之中，带有它所有的变化，一时是它的弱点，一时是它的强点。”
但是最有精采的却是他下面的议论：
“这里，值得注意的，而且奇异的，是福楼拜不断的倾向，趋于一种越来越抽象，而且越来越崇高的理想。所谓理想，不要误做引诱资产阶级的想象的感伤之类的东西。因为理想，对于大多数人，只是不逼肖。对于少数人，这仅仅是观念的领土而已。”
所以正确地讲，《布法与白居谢》倒是理想小说。所有它的意义全见于福氏这一句问话：
“而且什么是理想，如果不是这种放大？”
但是放大的镜头却是他自己的性情。也正因为镜头有色的玻璃，它否定人类活动的意义。法盖以为《布法与白居谢》，和《情感教育》相映成辉，是一部理智教育。在《情感教育》里面，我们感到情感的浪费；《布法与白居谢》更进一步，告诉我们理智的枉然。我们最先看见一幅灰色的人生；如今我们濒近人生的虚无，被嘲笑的是人类所自负的向上的进取，我们从科学得来的种种无大无小的知识。尼采有一时把艺术家分成两类，发问道：
“什么是创造力，是人生的憎恨，还是人生的丰裕？例如歌德，丰裕是创造力；福楼拜，憎恨是创造力……”
打一个折扣，然后我们接受尼采的笼统的评判；福氏如果憎恨，至少他依恋于他的憎恨。这里不是消极的厌世主义，是积极的悲观主义。一八七二年五月，他写信给翟乃蒂夫人，谈论雨果的新作《恐怖之年》（l'année terrible）道：
“他知道憎恨。憎恨是一种道德，我的朋友乔治·桑正好缺乏这个。”
在东方，特别在中国，我们或许不大了解——不大承受这种极端的憎恨。我们宁可愚而无知，听其自然，避免一切人力的挣扎。我们一生下来，不是无为而为，就是色即是空。福氏对于东方具有深厚的同情，但是他热烈的憎恨，与其说是他的生性，不如归于浪漫主义者的征候。从表面看，福氏仿佛承袭卢梭的意见，攻击人类一切的知识：《科学与艺术的重建是否有助于改善风俗？》，我们知道卢梭著名的否定。然而也仅仅止于此。对于卢梭，人性本善；对于福氏，人性无善无不善：这已然是一个根本的区别。福氏憎恨的对象不是学问，是资产阶级者的学问。学问拿在资产阶级者手上，好比拿在郝麦手上，是一种装饰，一种炫耀，一种东施效颦。和艺术一样，科学应该为科学而科学。在《布法与白居谢》里面，我们时时遇见这种暗示，例如这两个老学生研究历史：
“他们有了历史的赏鉴力，不由生出为真理而真理的需要。
“在上古史里面，这或者比较易于发现？因为距离当时人物远些。作者说到的时候，应该没有热情。”
另一个例子，是“白居谢摈弃一种变成政府工具的宗教。马雨若（mahurot）先生领洗，为了更好勾引这些贵妇人们，同时他的实践，也只是做给听差看。”
福氏所厌绝的是一般人的功利思想，和从这种思想出来的有关利害的行为：他憎恶人类的大权独揽。这好像又近似东方的观念。
从这种极端的憎恨的人生观，浸久酿成一种报复的心情，嘲弄资产阶级者的徒劳而无益的工作。这种艺术的报复很早就蕴蓄在福氏的脑内。一八五三年六月二十九日，写信给高莱女士，谈起布耶的忧郁，他咆哮道：
“神明在上，我们应该抖起精神来，人类给我们苦吃，我们也给人类苦吃！噢！我要报复！我要报复的！从今计算，十五年里，我要写一部伟大的近代的小说，和阅兵一样，我从人类的面前走过！”
这或许预言他的《情感教育》的写作。然而这种同样或且转深的盛怒，在《布法与白居谢》的开始前后的信札里面，更是数见不鲜。一八七二年十月，他向翟乃蒂夫人写信道：
“我自己的精神，一时还算好，因为我思维一件作品，在这里面，我要倾出我的愤怒。是的，我最后要解除这一切梗噎我的东西。哪怕毁了胸口，我也要朝着我同代的人们，呕出他们向上的恶心；倾盆而下，一个不饶。”
一八七四年四月，他向乔治·桑写信道：
“……这一切全应该呕吐出来！然而你却要我不注意人事的愚騃，要我斩去它描写的快乐！滑稽是道德唯一的安慰！再说，这里有一种高明的方法来写；这就是我所应用于我的两个老好人的。”
这种高明的方法是否他的极端到底呢？是也罢，不是也罢，这里附有一种危险，失之于偏。
这或许是创作的条件，非爱即恨。和科学的探求相反，艺术的产生需要热情的孕育。爱，因为我们的骄傲、勇气、意志都付托于我们高贵的自觉：人的美丽；恨，因为这一切失去它们的凭借，残留的是堕落、退化、沉沦的情绪：人的丑恶。在这两种过犹不及之间，是东方的妥协、中和、或者逃世的态度：一种不即不离的应付，可以说做冷漠、悠适或者懒散。对于东方，人的美丑只是大自然的一种表示。我们用自然支应自然。西方用人支应自然。看见自己美丽，是激扬、欢悦，一种华严的沉醉；看见自己丑恶，是悲伤、愁苦，一种低抑的忿怒。前者是健康、光明、红喜的肤色；后者是病弱、黑暗、灰郁的容颜。
于是“这一切引起相同的反动，丑恶的裁判。从这里迸出一种憎恨：恨谁？然而这里毫无疑问：恨他自己的今不如昔。他用他的人类最深厚的本能憎恨；在这种憎恨之中，这里有一阵颤栗、谨慎、深厚、明敏——这就是自来最深厚的憎恨。也正因为它，艺术才深厚……”
然而这限定它的辽阔。这里所表现的不一定是全人的活动；只是人生的一面，不是人生的全体。好比一个能入而不能出的医生，什么都看不见，看见的一定是病。这容易生出单调，最后使人起腻。所有伟大的作品，往往缺乏轻快的性质，几乎是一种通例。然而与其说作弊，倒不如看作利。因为这里的沉重，不是偶然的，是必然的，因为是本质的。在开始《布法与白居谢》的时候，福氏向屠格涅夫写信道：
“危险在单调和起腻。这才是我所畏惧的……”
没有再比福氏自觉的艺术家。而且大抵是对的。怎样能够避免全书的沉闷呢？这里是一千五百本书的精英，仿佛一家码头的大货栈，堆满了近代理性的收获，而且几乎全份是资产阶级的精神的产品。
如果这种憎恨是深厚的，我们不要忘记，这都蕴藉在一个孩子似的心性里面。与其说是否定人类的努力，和从这种高贵的努力而得到的经验，不如说是棒喝人类的骄傲，从这种自满的骄傲而衍成的资产阶级的品德。从这一点来看，《布法与白居谢》是一个最有效力的警告。对于福氏，好奇、求知、向学甚切，正是人类力谋自拔的最高的道德。他向朋友颂扬苏格拉底的精神道：
“在他去世之前，苏格拉底在狱里面，请求某音乐家教他一折古琴的音节。音乐家道：‘学了有什么用，马上你就要死？’——格拉底答道：‘就为死前知道它。’在我所知道的最高的道德里面，这是一个……”
在另一处，他叙述他的追逐真理：
“然而从我所见——所感——所读，都给我留下一种不可消止的真理的饥渴。歌德临终呼道：‘光！光！’噢！是的，光！哪怕它烧到我们的五脏。由美的媒介而认识，而接近真理，是一种绝大的愉快。我觉得，从这种欢悦而归结的理想的境界，是一种神圣，或许高于通常的神圣，因为它更加大公无私。”
知识是不断的，因为人生永在。问题不在应用，在知与不知。所有的错误，全由于我们急于建树，轻于自满。福氏发挥他这种见解道：
“我觉得你仿佛缺乏一种情绪，或者一种习惯，就是思考的爱好。把人生、情感和你自己拿来做一种理智的练习的题材。你反抗人世的不公正，它的卑鄙，它的暴虐，和生存的一切龌龊下贱。然而你认清了它们吗？你全研究过吗？你是上帝？谁给你说，你的人类的裁判不会乖谬？你的情感不会欺骗你？以我们有限的官感和我们渺小的智慧，我们怎么能够达到真与善的绝对的认识？我们有日抓得住绝对的存在？一个人要想活下去的话，必须抛开获有任何事物的清晰的观念的梦想。人类生而如此，问题不在改变，而在认识它。少想一点自己。不要妄想什么解决。这藏在天父的胸臆；他一个人据有，但是他秘而不宣。不过对于高贵的心灵，在研究的赤热之中，这里却有好些理想的欢悦。用思想把你三千年来的弟兄和你结合起来；重新拾起他们一切的痛苦，他们一切的梦想，你随即感到，你的心和你的智慧会同时扩展；一种深而无涯的同情，和一件大衣一样，卷起一切存亡。想法离开你自己生活。多多地读书。”
不见得人人同意福氏的议论，但是主要的道德我们必须承认。谦受益，满招损，是做学问的入学试验。
而且福氏所痛恨的正是人类的堕性。只有进取可以超脱我们地面的俯着，只有进取赓继我们祖先的功绩。我们不否认，“观念越多，他们也越痛苦。”
然而登山不出汗，有吗？如果这增加魔难，例如爱玛的罪孽，这绝不是学问本身的过错；我们应该追究爱玛自己——如果这增加魔难，这却解放我们苟安的习性，资产阶级自私的品德：愚昧。一八七一年三月，福氏向乔治·桑表白道：
“还没有轮到荒诞的终结吗？什么时候才没有空洞的形而上学和入世的观念？一切罪恶出于我们绝大的愚昧。应该研究的，不去讨论，便一心相与。看也不看，便满口唯唯！”
唯一可靠的方法是实验。唯有从不断的证断，我们可以获有一个比较的近似的真理。一切应该用科学打基础。同年九月，他继续向乔治·桑道：
“想叫法国复兴，必须收起灵感，来在科学前面，必须捐弃一切的形而上学，必须走上批评的大道，这就是说，事物的探考。”
如果我们感觉《布法与白居谢》嘲笑科学，问题不在科学，却在科学的对手：他们资产阶级的生性，和他们方法的残缺。是的，方法的残缺。福氏自己注释他的小说道：
“小题目应该是：‘科学方法的残缺’。总之，我的野心是，检阅近代一切观念。”
缺乏方法，所以两位老先生遇见重重的难关；而且惹下层出不穷的笑话。这是两个热肠的票友，错把热肠看作本领，于是傻不楞怔地踊身下海，当地出丑。好笑就在他们不自觉察，而且因此更加互相勉励。这是一对的老小儿，不服老，露出他们的孩气。如果这里是一股向上的意气，可也是一阵胡乱的情感作用。
“有时候，一阵发狂，他们完全拆散了人体标本，随后又搔头瞪眼，不知道一块一块怎么放回原处。”
这里一点没有层次，没有理智的分析，没有相当的根基——一种实验必需的通盘的知识。他们的虚荣，因为没有社会的利害做背景，轻轻易易就扇上来。他们抱有绝大的自信心，而且极其自负。他们忘掉他们的限制，从井底观天，一直到了小孩子说大话。他们忽略他们德高体重的年纪。白居谢不到两天就踩上高跷，结果不幸——摔了个头重脚轻！然而灰心吗？不！他们宁可改行，也不输气。
“凭什么看他们不中用？难道科学属于他一家子不成？倒像他自己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
他们有权责备医生。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反省，而且他们不能忍耐：每一次失败，你一定听见一唱一和道：
“——草木学简直是胡扯！
“——和农学一样！”
如果草木学和农学有罪过，他们更有罪过：从事科学，一样需要学徒的时期。昧于他们的缺陷，他们马上就想应用。不见功效，和螳螂一样，他们过来撼树。这种大小不衬，这种骤然的均衡的丧失，是全书滑稽的主要的原因。在他第一个计划的背面，福氏有这样一句话道：
“他们的奇丑可笑，不全在他们的观念，更在他们的语言和他们的装模做样。”
布法和白居谢的打伙，对于福氏，几乎是一种不可避免的需要；《情感教育》已然透出消息，但是更早而且更显然的，却是一八四五年的《情感教育》。这也正在福氏自己的生活里面，而且占有他绮丽的年华。其实小时候，我们谁没有一两个知己朋友？渐渐在人生的十字交口，大家不言而别，消失于各自正常的追求。但是少年浮动的危险，布法和白居谢已然跳了过来；他们相识的时候，都是四十七岁，事业已经做了大半。而且两个人都是独身：布法的妻子早已席卷而逃，白居谢还是一个童男……全断了结婚的念头。这是他们结合的第一层保障。其实这一点不牢靠，因为念头随时可以改变。只要一个真正的女人冲进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虚伪（形式地）的结合就要不拆自散。他们也不是没有诱惑，布法有他的包尔旦太太，白居谢有他的梅丽。但是他们另外还有一个更深的谐和，一个使他们超脱小我的道义：好奇心。他们不得不维系他们假夫假妻的共同生活；用各自的长，用各自的短，他们完成他们精神的功德，而且形成人类的合作。
人类譬如是一个两面的铜钱，除去外层印模的差异，这只是同一的成色。从一开首，福氏就仔细刻画布法和白居谢的区别：发肤、身体、装饰、习嗜、交友、生活，特别是性情：
“一个是浮躁、慷慨，一心相与；一个是慎重、俭省，沉于思考。”
全书发展的根据，小说进行的缓疾，完全从他们的性格反映出来。在这种种表面的不同之下，却是一个通常的人性，或者老实说，资产阶级的底子。别的不提，这两位先是官员。他们并没有想到逃遁他们资产阶级的道德，不过他们开始感到它的平凡、愚昧和起腻。他们也有梦想，和爱玛一样，富于海市蜃楼的想象，不过爱玛要进城，他们却想下乡。爱玛做梦上流社会，因为年轻，因为沉湎情感；他们需要休息，从休息补起以往失学的遗憾：三者都没有认识各自的面目。爱玛抓住热情，他们抓住理智；爱玛沉沦，他们超脱。一个害于好奇，一个好在好奇。和爱玛相比，他们算是运气：
“藉着这种好奇心，他们的智慧一天高似一天。”
他们的虚荣——一种学童的初期的骄傲——渐渐出现：
“往年，他们几乎觉得自己快乐；然而自从他们自视较高以来，他们的职业使他们羞愧……”
但是经过长期学理的浸润，经验的磨难，人生的空幻，他们会重新返回大智若愚的状态：不知不觉，他们受到真理的熏陶。
借着可贵的好奇，他们蹶而复起，从事科学的探讨；如果他们没有得到真理——谁能得到？——他们却获有道德的功效。自然他们不能完全改头换面，不过我们慢慢会觉出他们在旅途上的进益：从资产阶级的本性渐渐解放出来。如果他们教育的实施失败，维克道和维克道丽娜不能实现他们教育的理想：这几乎是他们最后一线希望，改良人世的最高的企图；所以我们会听见白居谢理论道：
“——唉！然而有许多人生下来就没有道德的知觉，教育一点不能为力。
“——啊！是的，够美的，教育！”
布法的反嘲失掉效力，假使他们反省一下自己，因为布法和白居谢受到教育的恩惠。我们晓得福氏自己看不起教育，借着两位老先生的笑话，表白他的旨趣，“我想指出教育，无论如何，做不了多大的事；自然完成一切，或者几乎一切。”
但是出乎福氏的意外，教育也可以做一些些的事。布法和白居谢的幻灭是应该的，因为他们迷信教育能够代替种族。这不是生吞活咽，更不是生啃活切；这需要滋润、时间。就在你不觉不察的中间，功效会自己来的。布法和白居谢的演进，就是最好的例证。如果文化不能铲除他们资产阶级的劣根性，至少可以纠正。急是急不来的。资产阶级有根深蒂固的根源，也不是资产者自己用改良主义所能拔得了的。
平常我们好说，忙中有错：布法和白居谢的过失就在他们并不认识自己的根性。而且在他们（资产者）的方式过分赶趁。他们可以辩护，因为他们没有时间的从容，半路向学，死神就在不远伫候。抱住书本，他们从事园艺。但是成功的时候，却是忘掉园艺的时候：这已经打入他们的生命，因为无形之中，他们完成时间和经验的学徒期间，化入自然的怀抱。一个更大的错误，是他们不仅忘掉他们的老耄，而且忘掉他们学童的工作。和学童一样，他们立地就想应用。初一上手，他们抱有热诚的信仰：
“有时候，白居谢从他的口袋取出他的袖珍指南；立直了，倚住掀，他读它一段，那种姿势就像花匠在装潢书前的字面。”
如果书的理论和他的意见相同，“他因之更加尊敬作者。”
有时完全顺着他们的想象：
“他们打开书，寻找应行购买的花草，于是选好了他们轻易不见的怪名目……”
遇见实际的困难，“他们过来互相参商，打开一本书，再打开一本书，终于当着纷歧的意见，不知去从。”
于是从一心相与的信仰，有些盲目，而且有些执拗，马上转过来就是毫无准备的失望，一种激昂的叛变。他们的评价是主观的，“不了解，所以他们不信。”
唯其如此，这是直觉的，往往引出意外，然而发人深省的思考：
“——科学成于大地的一隅供给的已知的材料。或许它不全适应，因为人所不知道的还要大，而且许多就没有法子发现。”
从黑暗的摸索，在坎坷的旅途，他们终于得到一个切实的可靠的结论，“然而所有的书籍比不上一次个人的观察”。
渐渐他们得到求学的利益。如果人类的知识没有满足他们好奇的欲望，他们自己却从纡徐的教育的行程饱载而归；如果痛苦，至少也占了很大的便宜：他们发现了自己。教育的最高的功效是自我的认识。然而这却要经过无数的颠顿。于是他们接受人世的——或者作者的——悲苦的运命，开始誊写，不再羞愧，“沾光的是人，是他们自己。”
因为不知不觉，他们高出于他们的四邻，而且可惊的是，和福氏一样，他们憎恨人类的愚騃。一八七五年四月，他向翟乃蒂夫人写信道：
“我的内心充满了《布法与白居谢》，我简直变成了他们！他们的愚騃成了我的……”
如果他们的愚騃成了他的，他自己的喜恶却也成了他们的：这几乎是创作过程的必有的情态。起初他讥笑他们，和讥笑沙维鸟的居民一样，渐渐他们有以自救，他同情他们：
“他们的明确的优越令人难堪。既然他们主张不道德的议论，他们一定不道德；大家捏造他们的坏话。
“于是一种恶劣的心境，在他们的精神里面，发展起来：看见愚騃，不再宽恕。
“遇着无足轻重的事，他们也难受：报章的广告，资产者的面孔，偶尔听来的一句无聊的考量。
“想到村里人说些什么，想到甚至于地球的反面，还有其他的库龙（coulon），其他的马赖斯高，其他的福罗（foureau），他们觉得身上好像压有全地球的沉重。”
于是他们起了一种极端厌世的心情，“家居不出，就为他们自身过活。”
但是福氏进一步，不仅把自己的情绪赋与他的人物，而且借他们的口，传达他自己的思想。习于福氏函札的读者，在这里一定重新遇见若干他的议论，特别关于文学和政治，任何人难于洗刷一己的成见。最初他们是一对入世不深的郝麦。
“他们存心为科学受难。”
继而这一点郝麦的影子，他们也不由自己失去。于是和爱玛一样，和毛诺一样，他们走上人类悲苦的命运，幻灭、忧郁，终于接受他们仅存的武器：苟生。但是强似毛诺，他们知道报复；但是弱于爱玛，爱玛不屑于生存。如果爱玛和毛诺是福氏的子女，布法和白居谢正是他的兄弟。总之，全是一家人。
他们有的是向上的意识，而且有的是赤热的信心，但是不幸却是，带着他们资产阶级的智慧，他们起初总是一个利用，或者应用，一着错，全盘错，最后只落下一个虚荣的感觉。毛克莱（camille mauclair）曾经道：
“物质主义和通俗主义，正是福楼拜的仇敌，对于他，这正是世纪的道德的堕落的原因。”
这就是说，不为真理而真理，他们却想把这当作一种目的，一种自我满足的必须的条件。他们非常相信，和拜物教的教徒一样，以为真理就是眼前的书籍。对于真理，因为“不了解，所以他们不信。”
然而渐渐他们发现他们的歧路，晓得书籍是有限的，是人力的有限的记录，是我们已得的事实，至于科学，正不知还要相差若干十万八千里。在《圣安东的诱惑》初稿里面，福氏曾经描写科学，四下寻觅信仰，希冀和它结合。但是信仰站在宗教那方面，不去睬理他的呼嚣。这种纯洁的信仰，布法和白居谢一样缺乏。唯其如此，圣安东能逃出魔鬼的掌握，他们却伤心到底，临了一空如洗。他们只是聪明些的资产者而已。
但是《布法与白居谢》究竟是一部小说吗？这里是一堆一堆的理智的收获，前拥后挤，此来彼去，仿佛一串连续不断的井口翻上的水斗，倾出它们的内容，不由自己重新卷下井里。在学问的演进的轨道上，人类的观念，仿佛天空的流星，自相矛盾，自相冲突，在刹那的批评的世界，留下毁灭的痕迹。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如果一切具有现象的存在，却不就是绝对的真实。这些观念，带着人间的信仰，带着他们所不自觉的寿命，呈现在布法和白居谢的眼前，犹如古代的神圣，带着各自的煊赫，带着时间的鞭痕，纷纷从安东的梦境走过。如果《圣安东的诱惑》是一片海市蜃楼的奇景，这却是一场梦的进行。在小说方面，我们接受它虚幻的存在。《布法与白居谢》的根据是现实，是从现实而生的一种自然的逻辑。这和《情感教育》属于同一的历史的时代。然而事实上，这不可能“检阅近代一切观念” 。《布法与白居谢》不是一部现实小说，同时缺乏《圣安东的诱惑》的艺术的幻觉。那么，这是什么呢？
其实问题只是无理取闹：一部书的价值，不在它的类别，而在它的意义。《布法与白居谢》的观念好比一种障眼法，福氏自己早已心会他的不可能。我们不时遇见写实的篇幅，其中最生动而最苦辣的，莫过于描写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尤其是自由树的种植的典礼，同时沙维鸟的大小人物，从狡诈的佃户、穷苦的教书先生，以至愚而自用的教士，假公济私的所长，不似永镇寺人物的逼真，却也栩栩如生，神情如画。然而这一切只为造成一种近似的空气，和堂吉诃德一样，两位老先生触在现实的铁网上面，完不成他们冒险的事业。不同的是，堂吉诃德想在人世实现他的理想，布法和白居谢却起始寻找他们的理想。堂吉诃德虽说痴迷、疯狂，具有圆满的整个的存在；布法和白居谢，不仅缺乏堂吉诃德的自为天地的存在，而且不能和汝尔丹（jourdain），甚至于郝麦相比：堂吉诃德心仪武士道，至死不悟；汝尔丹高攀上流社会，受骗不觉；郝麦自许中流砥柱，如意以终。布法和白居谢却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所有他们的痛苦全是他们自省，或者自觉的结果。从自觉以认识有限，于是痛苦。福氏最宠爱的一句格言，是蒙田著名的“我知道什么（que sais je）？”
《布法与白居谢》的精神的进行，正好谐着这样一个韵脚。
祸患在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除去一道辛苦的感觉。人生的追求，追求的意义——是什么？这是一条下坡路，终结为资产者的自私；他们不免自私。一八七四年九月，福氏向贡古写信道：
“《戆第德》的结尾，‘栽培我们的花园’，是现存最伟大的教训。”
这也正是“他们誊写”的教训，然而更苦，更辣，因为这里是一团热烘烘的憎恨。这也就是为什么《布法与白居谢》缺乏《戆第德》的空灵、哲学、综合；它分析，它不经验。它沉重，因为它带有过多的人世的灰尘。拽着它的重量，它从地面飞起，然而不到半空，它沉沉地坠下来。这也就是为什么，无论如何，《布法与白居谢》总不会缺少热狂的读众，不用说，少数的读众。福氏自己说：
“没有人了解它，我不在乎，只要它使我欢喜，使我，使你，使一部分人欢喜。”
讨好读众是一切艺术的忌讳。但是过分讨好作者，也不是没有惩罚。这就是《布法与白居谢》——一部杰作，一部尚未完成的遗稿——的得失。[2]
而且得失在于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这就不是作者所能看到的了，他看到的只是得失。其实这里不仅是徒劳往返、从誊写生到誊写生的兜圈子而已。
◎ 见于《回忆录》上卷第七章。
◎ 一八八〇年一月，福氏致翟乃蒂夫人书。
◎ 一八七四年十二月，致沙邦地耶书。
◎ 一八八〇年一月，福氏致翟乃蒂夫人书。这些笔记如今由福氏甥女收集起来，交由鲁昂的图书馆保存。
◎ 《贡古日记》一八六〇年四月。
◎ 一八七〇年三月，福氏致乔治·桑书。
◎ 一八七二年四月，致乔治·桑书。
◎ 《贡古日记》一八七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 《贡古日记》一八七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 借镜 借他人言行以做为自己的警戒。也作借鉴。例如：历史上许多奋斗不懈的人物，可作为我们努力的借镜。
◎ 一八五七年十二月，福氏致费斗书。
◎ 参阅德沙木的《关于布法与白居谢》第三章。
◎ 见于莫泊桑的《福楼拜》。种种无大无小的知识。
◎ 见于尼采的《木偶的黄昏》。
◎ 一八七四年七月信。
◎ 一八五九年十一月，福氏致费斗书。
◎ 一八五七年三月，致尚特比女士书。
◎ 一八五七年九月，致尚特比女士书。
◎ 1935年初版时作“雇员”。——校者注。
◎ 一八八〇年一月，致莫泊桑书
◎ 见于毛克莱的《智慧之王》（princes de i'esprit）。
◎ 一八七七年十月，福氏致翟乃蒂夫人书。
◎ 阿亚拉（ramon perez de ayala），现代西班牙的作家，有一部小说叫做《二鞋匠》（belarmino y apolonio）。有人说阿亚拉替福楼拜写成了《布法与白居谢》。实际《二鞋匠》的来源与其说做《布法与白居谢》，不如说做《堂吉诃德》：这里充满了轻快的诙谐的气质。《二鞋匠》是哲学的，具有喜剧的幽默，而且富有传奇的成分。两个主角，一个是诗人，一个是哲学家，职业相同，然而想象上却是仇敌。他们的冲突增高全书的兴趣。
福楼拜画像 高芒维勒夫人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