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真正叫他发愁的还正是这位“荣誉的化身”。假如那女人已经从库比特口中了解到斯派塞也死得有些蹊跷，那么除普鲁伊特律师外，她还会去找谁呢？她不会在达娄身上打主意的。然而一个搞法律的人——而且是普鲁伊特那样乖巧的人——总是时时刻刻害怕法律的。普鲁伊特就像一个家里养着一头驯服了的小狮子的人，他教会了这头狮子那么多的花招，教会它怎样向他乞讨，怎样吃到他拿在手里的东西，但他永远没法肯定这头狮子有朝一日会不会出人意料地变得老练，张牙舞爪地向他扑来。他也许会在刮胡子的时候割破脸颊——这样，法律就会带上血腥味了。

到了晌午，他再也按捺不住心里的焦虑了，便动身前往普鲁伊特的住宅。出门前他关照达娄对那个姑娘留点儿神，以免……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感觉到，他正在被人逼得越走越远，越陷越深——他原先根本没打算闹到这种地步。一阵奇异的、残忍的喜悦袭上他的心头——说真的，他对这一点倒并不那么在乎——冥冥之中好像有谁在为他决定一切，眼下他要做的只是逍遥自在地活下去而已。他知道最终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结局——但这并不使他感到恐惧——这比活着还容易呢。

普鲁伊特先生的家坐落在与铁道平行的一条街上，在走过火车终点站的一个地方。换轨的机车不停地震撼着这所住宅，烟煤时不时地撒落到玻璃窗和那块黄铜门牌上。地下室的窗口有个披头散发的女人用狐疑的目光瞪着他——她总是板着一张苦涩的脸在窗口观察来访的客人。从来没有人提起过她的底细，平基曾以为她是普鲁伊特家的厨娘，可现在看来，这就是他的妻子——同他玩了足足二十五年那种把戏。一个皮肤灰白、似乎从来不见阳光的姑娘开了门——这是张陌生的脸。“蒂莉去哪儿了？”小伙子问。

“她已经离开这儿了。”

“去告诉普鲁伊特，平基来了。”

“他谁也不见。”姑娘说，“今天不是礼拜日吗？”

“他会见我的。”小伙子径自走到过道里，推开一扇门，在一间堆满了档案袋的屋子里坐下——他很熟悉这里的一切。“快去，”他说，“告诉他。我知道他在睡觉，你去把他叫醒。”

“你好像是到了自己家里似的。”姑娘说。

“可不是嘛。”他知道这些标着“国王对英纳斯诉讼案”“国王对科林斯诉讼案”的档案袋里装的是什么——尽是空气。一辆火车正在换轨，那些空空如也的档案袋在架子上瑟瑟颤抖。窗子只开了一条缝，但是隔壁屋里的收音机声音还是传了进来——卢森堡广播电台。

“把窗子关上。”他说。那姑娘怏怏不乐地关上了窗户，但还是老样子，墙壁太薄，能听见邻居像只耗子似的在文件架后面走动。小伙子问：“音乐怎么放个没完没了？”

“要么是谁在说话。”姑娘答道。

“你还在等什么？快去把他叫醒。”

“他关照过我不要叫醒他。他消化不好。”

这屋子又晃了几下，音乐哀号似的透过墙壁传来。

“他吃过中饭总是消化不良。快去叫醒他。”

“今天是礼拜日。”

“你还是赶快去吧。”他很不明显地威吓她，姑娘冲他砰地关上门——墙上掉下了一小块石灰。

就在他的脚下，有人在挪动地下室的家具——那个“屋里人”，他心想。一列火车呜地叫了一声，一团浓烟飘落到街上。普鲁伊特先生在他头顶说起话来——屋里没有一样东西挡得住声音。接着，天花板上响起一阵脚步声，渐渐落到了楼梯上。

门一开，普鲁伊特先生立刻摆出一副笑脸：“是哪阵风把我们的年轻骑士吹来了？”

“我只是想来看看你，”小伙子说，“看看你近来过得怎样。”一阵腹痛驱散了普鲁伊特先生脸上的微笑。“你吃东西该当心一点儿。”小伙子说。

“这毛病没药可救了。”普鲁伊特先生说。

“你酒也喝得太厉害。”

“吃呀，喝呀，因为明天……”普鲁伊特先生痛得用手按住肚子扭动起来。

“你有胃溃疡吧？”小伙子说。

“没有，没有，根本没那种病。”

“你该去给你的内脏照照片子。”

“我不相信开刀。”普鲁伊特先生急忙紧张地说，仿佛时常有人提出这个建议，他不得不把这样一个答复挂在嘴边似的。

“那边的音乐从来不停吗？”

“等到我听得厌烦了，”普鲁伊特先生说，“我就敲墙壁。”他从写字台上抓起一个镇纸，在墙上敲了两下，那边的音乐一下子变成了夹着杂音的尖叫声，然后戛然而止。他们听见那位邻居在架子后面恼怒地走动。“怎么！是哪一个鼠贼？”[46]普鲁伊特先生引了这么一句台词。一辆沉重的机车隆隆驶过，震得整个房子都摇晃起来了。“波洛涅斯。”普鲁伊特先生解释道。

“女人？什么女人？”[47]

“不是，不是，”普鲁伊特先生说，“我说的是那个自己找死的大傻瓜，《哈姆雷特》里的人物。”

“听着，”小伙子不耐烦地说，“有没有一个女人来打听过情况？”

“打听什么情况？”

“关于斯派塞的。”

普鲁伊特先生病恹恹地、绝望地说：“已经有人在打听了吗？”他一下子坐下，胃痛得他蜷曲起身子。“我早就料到会这样的。”

“你不用害怕，”小伙子说，“他们拿不出一点儿证据的。你只要一口咬定上回说的那套话就成。”他在普鲁伊特先生对面坐下，用严厉而轻蔑的眼神注视着他。“你不要自己毁了自己。”他说。

普鲁伊特先生倏地抬起头来。“毁了？”他说，“我早就被毁了。”他坐在椅子上随着外面换轨的机车一起颤抖，地下室里有人狠狠砸了两下他们脚底下的地板。“干吗呀，老耗子！”普鲁伊特先生喊了一声。“我妻子——你还没见过我妻子吧。”

“已经见过了。”小伙子说。

“二十五年啦，到头来落成这样。”一团浓烟降到窗外，如同拉上了一道窗帘。“你有没有想到过你是幸运的？”普鲁伊特先生说道，“你可能碰上的最最坏的事就是上绞刑架，可我却在慢慢腐烂。”

“什么事让你这么烦恼？”小伙子问道。他给搞糊涂了——仿佛一个虚弱无力的人突然反击了他一拳。打探别人生活上的隐私，他还不习惯这种事。忏悔——做或者不做——是一个人对自己做的事。“我接手办你那件事的时候，”普鲁伊特先生说，“丢掉了我仅有的一宗生意，贝克利信托公司。现在呢，我又失去了你的生意。”

“我的事全交给你办了。”

“很快就要没事可干了。科里奥尼要接管你的地盘了，他有自己的律师，住在伦敦，是个头面人物。”

“我还没认输呢。”他吸了口混有煤气的空气，说，“我知道你犯的是什么病，你是喝醉了。”

“只喝了点儿帝国勃艮第。”普鲁伊特先生说，“我要跟你说些事。平基，我要——”这个文学词语流利地顺口而出，“倾吐衷肠。”

“这种事我不要听，我对你的苦恼不感兴趣。”

“我娶了个比我身价低的女人，”普鲁伊特先生说，“这是我犯的悲剧性错误。那时候我年轻，一时感情冲动，控制不住，就干下了那样的事。我曾经是个容易动感情的人。”他说，胃痛得直扭身子。“你应该见见她。”他说，“现在就见。我的上帝。”他凑过身子，悄声说：“我常常瞧着那些提着小箱子的女打字员从这儿经过。我倒不动什么邪念，一个男人瞧瞧总还是可以的。天哪，多苗条，多漂亮哟！”他突然打住话头，一只手在椅子扶手上瑟瑟发抖。“听听下面那个整天躲在地洞里的老鼹鼠。她把我毁了。”他的一张布满皱纹的苍老的脸暂时失去了和蔼、狡黠，失去了那种专用于法庭的戏谑。这是一个礼拜日，和往常的任何礼拜日一样。“你知道当浮士德问地狱在哪儿时，梅菲斯特是怎样回答他的吗？他说：‘哎，这就是地狱，我们并非在地狱之外。’”普鲁伊特先生说。小伙子又着迷又恐惧地注视着他。

“她在收拾厨房，”普鲁伊特先生说，“不过一会儿就会上来的。你真该见见她——这是难得的机会。这个丑老婆子。要是我把事情一五一十全告诉她，说我正在参与一桩谋杀案，而且已经有人提出疑问，这会是多妙的一个玩笑啊，可不是？就像参孙[48]把整座该死的神庙拉塌了一样。”他使劲伸展了一下双臂，立刻又因胃痛而缩回去了。“你说得对，”他说，“我是有胃溃疡，但我不愿开刀，我宁愿死。还有，我是喝醉了，喝的是帝国勃艮第。你看到那张相片了吗——就在门边，一张学生时代的合影。兰卡斯特学院，也许算不上名牌学府，不过你能在《公学年鉴》上查到它。你瞧我就在照片里——最后一排盘着腿的那个，戴一顶草帽。”他又细声细气地说：“我们还同哈罗公学[49]赛过球。那帮人真差劲，没有一点儿团队精神。”

小伙子甚至没有回过头去瞧一眼，他从来没有见到过普鲁伊特像现在这样的神情举止：这显示出一种可怕的、使人迷惑的迹象。有个人正在他眼前恢复生气，他能看见这个人的神经在极度痛苦的肉体中搏动着，思想在几乎透明的大脑中活跃起来。

“你想想看，”普鲁伊特先生说，“一个兰卡斯特的学生——娶了那么个整天像鼹鼠似的躲在地窖里的女人，又只有这么一个委托人，”他噘了噘嘴，显出一副极其厌恶的表情，“就是你。老门德斯知道了会怎么说呢？他是个了不起的校长。”

他激动得快要控制不住了，好像一个打定了主意要在死之前享尽人生乐趣的人。这么多年来所吞咽下的来自警方证人的侮辱、地方法官的非难，统统从他那受尽折磨的胃里翻腾上来。他已经没有不愿意向任何人吐露的任何隐衷了。一阵强烈的自鸣得意的感觉油然而生，掩盖住了他所蒙受的耻辱，他的妻子，帝国牌勃艮第葡萄酒，空空如也的文件夹，铁轨上来往火车的震颤，这些就是他那了不起的戏剧性生活中的重要布景。

“你说话太随便了。”小伙子说。

“说话？”普鲁伊特先生说，“我真想叫这个世界天崩地裂呢。要是有人想把我送上被告席，那就随他们的便吧。我要向他们透露——意想不到的内幕。我已经陷得这么深，就连，”一阵又强烈又虚夸的自命不凡的感觉使他不由得哆嗦了一下，他打了两个嗝，“最肮脏的秘密我也了解。”

“要是早知道你喝了酒，”小伙子说，“我是不会来惹你的。”

“我喝酒——都是在礼拜日。这是休息的日子。”他冷不丁往地板上狠狠跺了一脚，怒冲冲地尖叫了一声，“下面安静点。”

“你需要度一次假。”小伙子说。

“我一天到晚坐在这儿——门铃响了，可是来的是杂货店的伙计——鲑鱼罐头，她可爱吃鲑鱼罐头啦！后来我按铃了——进来的是那个没有血色的蠢货——我瞧着那些打字员走过去。我把她们提在手里的打字机搂在怀里也会比那个蠢货强。”

“你度一次假就会好的。”小伙子说——在他大脑里逐渐形成的对另一个生命的认知使他不禁神经紧张，不寒而栗。

“有时候，”普鲁伊特先生说，“我恨不得在公园里把自己脱得精光——当众出丑。”

“我会给你钱的。”

“钱根本治不好心灵的疾病。这就是地狱，我们并非在地狱之外。你能给多少呢？”

“二十镑。”

“二十镑花不了多久。”

“布洛涅——为什么不渡过海峡到那儿去待几天？”小伙子又惊骇又厌恶地说，“去快活快活吧。”边说边瞧着自己啃短了的肮脏指甲和两只并不强壮但能给自己带来快乐的手。

“你真的拿得出这么一小笔钱吗，我的孩子？别让我抢了你哟。不过，当然啦，‘我是为国效劳过的’[50]。”

“你明天就能拿到——不过有条件。你必须坐上午的船离开——越远越好。或许我还会再寄些给你。”就像是把一只吸血的水蛭放到自己的皮肉上让它叮住——他感到一阵虚弱和厌恶。“到了那里得让我知道，什么也逃不过我的眼睛。”

“我一定走，平基——你说怎么就怎么。不过——你不会告诉我妻子吧？”

“我的嘴一向是严的。”

“当然，我相信你，平基，你也尽管相信我吧。度完这次假，恢复元气之后，我会回来——”

“多待些日子吧。”

“一定要叫那些仗势欺人的警察头儿知道很快我就又变得精明能干了。我要为所有被社会遗弃的人仗义执言。”

“我回去后第一件事就是把钱送来。在那以前你谁也别见。回到床上睡觉去吧，你这消化不良的病可把你折腾苦了。有人来的话，就说你不在家。”

“你说怎么就怎么，平基，我照办就是了。”

这是小伙子能尽到的最大努力了。他走出这所房子，两眼往下一瞟，遇到了地下室里普鲁伊特先生的妻子那两道咄咄逼人的狐疑目光。她手里拿着一个掸子，从那地基下面她的洞窟里死盯着他，仿佛是盯着一个不共戴天的仇敌。他穿过马路，又望了一眼这所郊外小屋，只见楼上的一扇窗子后面站着普鲁伊特先生，一半身子让窗帘遮住了。他不是在望着小伙子——只是望着窗外——无望地期待着什么东西突然出现。可惜这是个礼拜日，路上没有一个女打字员。